随着猴年春节的临近,随处可见的团圆让王娜越来越坐不住了,她开始失眠。
两年前离家,为了节省路费和挣加班费,王娜和丈夫苏辉已经在外过了两个春节。今年春节,夫妻俩也早已达成共识——省下路费,过年不回家。
不过,在通过视频见到两个儿女后,夫妻俩的争执开始了。
作为妈妈的王娜决定义无反顾地回家过年,家里的顶梁柱爸爸苏辉则强忍想念,希望能攒够钱让喜欢音乐的女儿在新学期如愿学电子琴。
两人各说各有理,直到《法制日报》记者为他们带来了女儿苏楠的一段视频。这段录制于一年前中秋节的视频,是记者在山东省苍山县尚岩镇采访时,苏楠说给记者的悄悄话。
“弟弟每个星期都会和我说‘姐姐,我想爸爸妈妈’,我就安慰他说‘爸妈很快就回来了’,然后拉着弟弟数日历,我俩一个星期要看好几回日历。”视频里的苏楠说着又低下了头,“我是姐姐,不能和弟弟说。跟爷爷奶奶说,他们也没办法。就忍着”。
一句“忍着”,让王娜大哭起来,直接甩出两个字“回家”。
留守儿童,不仅让一个家庭牵肠挂肚,也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
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李克强强调,全社会都要伸出援手,保障和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害羞的小男孩
记者的视频来源于一年前的一次采访。
苏辉的家在苍山县,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南部。或因生计所迫,或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村子里的青壮年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劳务输出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在这里,被爸爸妈妈留下来的孩子们,有的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有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敏感,还有似乎无法管教的任性……
苏辉一家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苏辉家有两个孩子。在外出务工之前,苏辉、王娜一直在老家以务农为生。
2013年,苏辉夫妇跟着老乡到北京打工,但外面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艰难。35岁的苏辉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王娜在老乡开的饭馆洗碗,每月工资1800元。自打到北京后,为了挣钱、省路费,苏辉夫妇再没回过家。
“见爸妈”也就成了苏楠姐弟俩的“奢望”。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奢望”,记者第一次见到苏楠的弟弟苏桦时,这个刚满8岁的男孩没有说话,眼圈已是通红。
聪明、内向、敏感、被动,这是班主任舒老师给这个男孩儿的评价。“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在想什么,他的世界好像已经被锁住了似的。”舒老师告诉记者。
当记者这个陌生人主动坐在苏桦旁边时,这个男孩儿似乎有些害怕,一直低着头,看也不看记者一眼,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与顽皮。记者试图和他说说话,这个小男孩儿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了几句。
“爸爸妈妈去哪儿工作了啊?”
“好像是北京,具体不知道。”
“平常和爸爸妈妈通电话吗?”
“一两个星期一次。”
“想爸爸妈妈吗?”
听到这个问题,苏桦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再说话,只是轻轻点着头。
“这个孩子本来就有点内向,自从两年前父母外出打工,他就更加敏感了,上课时也经常走神。我和他谈话,往往一无所获。”舒老师说。
平复了一会儿心情,苏桦抬起头,他小声告诉记者:“我想他们,但是不敢说。”
中午11点半,午休时间到了,接送孩子的家长或倚在校门口的栅栏边,或推着自家的三轮车站在马路对面。不难发现,在这些家长中,满头银发的老人约占90%。不过,苏桦的爷爷奶奶并不在其中。
“我一个人回家就行,走十多分钟,奶奶要在家做饭,爷爷在后面村子给人家干活儿。”苏桦的声音依然很小。
“父母几乎没有出现过,爷爷奶奶也基本上不接电话。偶尔见到奶奶,说到孩子的问题,奶奶就是一句话‘吃好喝好就行了,其他的我也管不了’。”看着苏桦的背影,舒老师这样对记者说。
不敢问的无奈
对于儿子的现状,王娜不是不关心,而是不敢想、不敢问的无奈。在夫妻俩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攒够儿女的教育钱,甚至还有女儿的嫁妆、儿子的结婚礼金等。
为了省钱,两口子在北京南城的平房里已经住了两年,房间没变,月租却从原来的600元涨到了800元。
“两年前离家时,女儿才8岁,我怎么会不想回家呢?”王娜说,每次视频接通的一刻,电脑那头的孩子就会号啕大哭,不停地追问“爸爸妈妈,你们啥时候回来”“我俩也是哭得稀里哗啦,只能不停重复一句话‘妈妈挣到钱了就回来看你们’”。
这两年,每到春节时,苏辉夫妇总会面对回家还是节省路费的问题,但两口子两年来一直选择后者。
王娜告诉记者,对于家境好一些的人来说,他们差不多在中秋、“十一”时就会启程回家。到了腊月,同乡们也都会陆续回到苍山老家。“我们每次都是眼巴巴地看着大伙儿离开,羡慕,但说实话,我们从没动过回家的念头,今年也一样。”王娜说。
春节不回家,是这个母亲觉得最亏欠儿女的一笔亲情账。
2016年春节,王娜夫妇原本也不准备回家,因为节日工资高,可以再存点钱。不过,王娜告诉记者,这次和孩子视频后,在从网吧回家的路上,自己哭得稀里哗啦。“孩子他爸也哭了,我想还是回家吧。可孩子他爸却坚持原计划,把钱给孩子们寄回去,让孩子穿身新衣服过年。”王娜说,“我是真的想回去,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儿子哭着说‘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回来了’。”
那天晚上,两口子商量到凌晨,最终王娜妥协了。两人达成共识——“明年,明年挣了钱一定回家”。
“年味儿越来越浓,尤其是看到视频里孩子那委屈的小脸,我就特别想回家。”王娜说,两年来,这个念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过,“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开始想两个孩子”。
王娜开始游说丈夫,表示“即使以后要借账,今年过年也要回家”。直到看到记者录制的视频,刚强的山东汉子苏辉也止不住内心的思念,终于不再反对。
1月25日,王娜给婆婆打了电话,她告诉家里“今年过年回家,但可能没有多少钱能带回去”。电话那头,老人只说:“我不要钱,我就要你们回家,团圆了才叫年。”
900万儿童的渴盼
猴年春节,苏楠姐弟俩是幸福的,或者说是幸运的。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根据这次覆盖6省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按照比例推算,全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约有1794万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次至2次,921万儿童一年见不到父母一面。一年内与父母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愉悦度越低,更容易表现出紧张、忧愁、心烦等消极情绪。
对于外出务工的父母而言,这种团聚往往要以一家人经济收入陷入困境为代价。因此,他们不得不从现实出发,作出他们认为更“理智”的选择。
“生活中总要做些取舍,不能陪伴、照顾孩子的确很亏欠,可要想改换门庭,得先有经济基础。在农村,我们感受最真切的就是干啥都需要钱。”苏辉说,“结婚盖房子欠下很多债,后来孩子要上学,乡下的教育都荒了,我们想让孩子念城里的学校……光靠种地哪能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对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等省的400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后发现,50%以上的留守儿童,其父母每年只在春节时回家一次；近20%的留守儿童,其父母不能每年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外出后一直没有回过家。
“可以说,在留守儿童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里,他们几乎成了父母不在场的‘事实孤儿’。”叶敬忠说。
叶敬忠介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生活、学习和心理三个方面。具体来说,“父母缺席”成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常态,留守儿童长期面临亲情关怀缺失和家庭教育缺位；农村学校上移、乡村教育衰落,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态愈发恶劣；空心化的凋敝乡村难以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社区支持；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性格问题和价值观念偏差；部分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生活无保,成为亟待救助的“困境留守儿童”。
而就是这样一群孩子,往往在初中就辍学,要么进城务工从事辛苦、收入低微的工作,要么追随老乡加入不法团伙；留守在家乡的,要么沉迷于网络游戏、赌博,要么从事挖煤、开摩托车拉客或各种散工。
这些由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青年,无论是在父母缺席的家里,还是在以“应试”为教学目的的学校,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养成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从过分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匆匆步入又一个缺乏有效管束的社会环境,一个偶然因素、一时兴起,便会诱使他们“抱团结伙”“成群结队”,从日常的行为不端演变成违法犯罪。这一迷惘的“无家群体”,对各级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
如何破解留守
“要真正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就得让他们不再留守,让他们跟父母在一起。”叶敬忠说,实现不再留守,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真正实现外出务工人员就地就业,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外出；第二种是留守儿童随着父母一起到外出务工的地方生活。“但是,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这些途径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所以,留守儿童问题需要从‘解决’思维转变为‘应对’”。
在叶敬忠看来,这些年来,政府、学校、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努力,但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原因在于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以城市繁荣为主要方向的发展模式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变。“留守儿童问题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建立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
让孩子们不再留守,或许还有其他破解之道。
王娜告诉记者,县里组织了有机农业生产,向大城市供应新鲜蔬菜,有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回家干这个,起码每个月都能回家。
“其实我也心动,准备今年春节回家向大家取取经,人不能只为了钱活着。”王娜说着又有些泪眼婆娑。
叶敬忠认为,从深层次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一方面需要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减少不合理的区域转移；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政策联动,改革劳动力转移配套政策。此外,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的儿童权益保护意识。
“我一直在说,政府部门要搭建一个社会各个方面能够参与的平台,要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培育更多的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人员,这是当务之急。单纯苛责父母,没有意义。”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从长远的、可持续的角度来说,对现有的涉及留守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应该进一步修订完善。目前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内容只是原则性规定,太过笼统,可执行性差,政府职责并不明确,在法律层面上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有力保护,“应制定行之有效的对策,推动形成重视儿童权益保护、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舆论和管理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