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平：三次进京编民法

人物简介

金平，1922年生，安徽金寨人，西南政法大学资深法学教授，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从1954年起，先后三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法起草工作，是我国唯一健在的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专家组成员，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飞抵重庆，3月中旬的南方春意已浓。

距离江北机场不远的地方，坐落着法学的西南重镇——西南政法大学如今的新址。在那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二级大法官张文显教授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二级大法官江必新，正在接受重庆金平法学教育基金会颁发的“金平法学成就奖”。

金平，这个被冠之于荣誉之前的名字，就是记者此行要专门寻访的主人公。

作为我国唯一仍健在的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专家组成员，他被人称为“当代民法史的活化石”。

两年前，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编纂民法典。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面对首场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对民法典编纂进程的追问，发言人傅莹明确表示，将在今年内提交审议民法总则，预示着民法典编纂即将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对于熟悉我国民法典命运的人来说，都知道其在立法过程中所经历的几起几落。许多人以为民法典的编纂进程，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可是，金平的人生将告诉你一个不同的故事。

民法典的编纂几乎与宪法同步

1922年，金平生于大别山深处的安徽省金寨县。自幼家境贫寒，虽然成长于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放过牛、拾过粪的金平，还是凭着读书的拼劲和天生的聪颖，考进了当时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法律系。1949年，金平入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结业后随军南下，还在云南曲靖做过法院院长。1954年来到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任教。

1954年，“五四宪法”——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诞生。金平说，当时全社会都充盈着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气氛，于是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决定成立两部法律——民法与刑法的起草小组，“民法典的起草几乎与宪法颁布是同时的”。

当年民法起草小组的人员组成有“几个结合”：人大常委会自身的干部、从实际司法部门和有关经济部门抽调的干部，以及来自全国各大政法院系的专家学者。金平与西南政法学院的同事杨怀英一道，被选中参加了这个小组，于是在1955年来到了北京。

“我们工作的地点就在中南海里面，挨着当时周总理办公的地方。”金平回忆说，他在中南海里为民法的起草一直工作到1957年，起草小组终于拟出了新中国民法典的第一稿。

遗憾的是，由于第一次起草出的试拟稿并未铅印成册，后来又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的冲击，这些手稿大多已经遗失。金平如今手上保留着一部分，他在“文革”之后经过多方联络，搜集当年参与过第一次民法起草的人手上残存的文件，大致拼凑出了第一稿的原貌。

金平向记者展示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时说，那时起草的民法典分总则和分则，“根据我所见资料所做出的统计，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应该有443条。”

两次极左思潮干扰，民法典功败垂成

试拟稿成稿之后，起草小组立马动身前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

“分成了几个小组，分赴华东、西南、西北、东北，留在北京的则随时都可以征求意见。”金平回忆说，当时他被分配到前往东北的工作组。

那时整个小组的工作热情很高，金平至今都记得很清楚，那是1957年4月11日，他抵达辽宁沈阳时，还遍地覆盖着皑皑的积雪。从4月到7月，金平跑遍了整个东北。然而，此时的北京，一场政治运动却正在酝酿。

“当时我在哈尔滨，但是忽然听说‘反右’开始了，我接到通知说现在阶级斗争很紧张，要求工作小组都返回北京。”金平说，当他回到北京时，“反右”运动已经进入到了高潮，“领导说，整风‘反右’运动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因此民法起草工作要暂停。”

这次“暂停”没有再恢复，随着民法起草小组中各个单位来的人从中南海返回了各自单位，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就此搁置。

中间经过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极左的思潮稍有消退，到了1961年民法起草小组又准备开始重新搭班子。后来金平也再次回到了北京，参加民法起草小组，而这次办公地点选择在了人民大会堂。

“从1962年到1965年，这期间进行了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金平拿出了当时已经铅印成册的法典草案，记者看到，这次起草出的法律条文缩减到了262条。

金平说，1964年刚起草完成征求意见稿后，起草小组再次准备到几个重点的省份去征求意见，“介绍信都开了，可是当时‘四人帮’已经在开始煽动极左的社会情绪，结果政治运动又一次压倒一切。”

1965年元旦，金平返回重庆，“当时已到了‘文革’的前夕，全社会的政治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哪还有可能去考虑立法？”因此，金平没能再回北京，民法典的编纂又被搁浅，这一搁便遥遥无期。

“这一次民法典一定能够立出来！”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法制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所认识。百废待兴，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朝气。

1980年，时隔十几年之后，金平一生的民法典之路再次通向了北京——民法典起草小组被恢复，工作地点则转移到了北京西城区的后库。

“这次的政治气氛非常好。”没多久，到了1980年7月份起草小组就拿出了一个草稿，共501条，“有了前两次起草的基础，这一次起草工作相当顺利。”不过这一次民法典依然没能出台，这是为什么？

一部好的法典不可能脱离时代一味好高骛远，只有与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才能发挥好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金平说，当时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因此，尽管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新生的市场经济活动又亟须一部相关的民事法律。

“所以，我们国家就先立一个民法通则。”金平谈起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时评价说，“这是个纲领性的法律，原则上比较全面，内容上又不是很具体。总的来说，这三次民法典虽然没立出来，但为未来民法典的起草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如今已经94岁的金平，依然精神矍铄，谈起这几年来民法典的呼之欲出，有说不出的兴奋与宽慰。

金平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建设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一个执政党如此重视法治，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加之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达，高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时刻需要与世界打交道；而法律领域也已经人才济济，水平较他们那个时代有了巨大的提高，“这一次民法典一定能够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