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去厅级官职、加入深圳一家做基因的民营科技公司，引起人们的诸多猜测。
事隔半年多，如今已是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基因农业集团董事长的梅永红前天在出席IT领袖峰会主题论坛时，还是被主持人追问为何离开公务员队伍加盟华大。
梅永红说：“我离开官场半年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一个我特别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因为无论我怎么说，每个人处在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的解读，我特别害怕这种解读。我一直在回避，看来今天回避不了了。”
无法回避的梅永红只好“屈打成招”：“我在到山东之前，一直是在科技领域工作，一直是在做业务，包括在科技部做了政策法规司司长，当时也主要研究政策、科技战略、科技政策。”他称进行这样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回到这样一个更能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平台。
其实，梅永红辞职新闻出来后，人们就对他的辞职原因做出诸多的猜测。有人认为他辞职是因为公务员工资低，现在又受到多种规定的限制，失去了工资之外的“福利”，当官的“魅力”减少了；有人认为缘由是官场晋升不易，不如商场发挥的余地大；甚至有人猜测“是不是该得到都已得到，已到华丽转身的时候了”……
对官员收入低，梅永红在提出辞职前就曾对媒体直言太累：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月收入只有7000块钱，而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才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这应该是他辞去市长职务的原因之一。
市长辞职具有新闻价值，成为新闻是正常的。但当一个市长辞职成谜、并且在半年多后仍然成谜成新闻时，这就不正常了。
在万事万物都在变幻不居的今天，“从一而终”已不再成为捆绑忠诚道德的绳索了——在感情上是这样，在职业上也是这样。在常态社会里，公务员也是一种职业，只不过是一种稍显特殊的职业。
官员的特殊性在于，因为手中握有公权力，在当官之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在当官之后需要面对严格的监督，在离任之时需要接受必要的审核。
除了一些涉及保密的官员之外，官员升降去留，都属正常范围。只是在政商流动、亦即官员辞职流向商业机构时，为了防止权力转移、挟权经商，《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官员既然不是一种固化的职业，只要避开权力转移的嫌疑，他们辞职转行、辞职下海都应该与一般“跳槽”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应成为众人竞猜的谜题。
成为众人竞猜的谜题，说明我们的机制还不能做到对官员、尤其是职务较高的官员进行离职前的准确审核，还不能有效防范他们离职后的权力转移。
所谓权力转移，实际上是把在职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带到新就职的公司机构并为之通关开道。这恰恰证明我们的权力脐带和权力血缘关系有时能够超越法律和契约关系。
市长辞职成谜，不仅反映了人们固化的“官念”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难以割断的权力脐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