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博物馆、美术馆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艺术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上海出现一股举办“超级大展”的风潮。如2011年的“毕加索中国大展”，2014年的“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草间弥生——我的一个梦”，2015年的“疯狂达利艺术大展”，2016年的“贾科梅蒂雕塑展”等等，这些展览往往与媒体及企业相关基金会合作，招引来大量的参观人潮，并创造了新闻事件般的影响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这些展览的主办方大都是民间机构，展览也大多选择在商业空间内的艺术机构展出。这些“超级大展”多半实行着“从国外引进——与媒体、机构合作——引领大众文化流行——创造观众人潮”的模式。这与西方通常的“博物馆——基金会——企业赞助——媒体”这一展览策划组合的模式有所不同。这种艺术与商业的结合难免使展览有追求商业利润之嫌疑。在国外，“超级大展”通常是在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非营利机构空间举办。博物馆是主办方，他们往往会寻求外界的赞助，但在展览的主题和质量上，他们会严格把关。在国内的展览中，这些非营利机构空间展览都是外借，很少有原创或是自己策划的“超级大展”。为了打造品牌，这些机构与媒体合作，进行大而密集的曝光，甚至运用此机会大作宣传，过分追求票房收入，使得展示过分商业化。一旦博物馆、美术馆的经营者将展示以市场需求的假设来定位，其商品化终将危害其自身的生存环境。
展览内容重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办单位为了吸引观众，密集地举行超级大展，在展示内容、手法与品质上，往往因受时间的局限，在品质的管控上，受到很大的质疑。比如，在主题的选择上，只注重经典大师的作品，缺乏实验性和话题性的展览。两个达利展还在同城撞车。展览基本都是引进，缺乏原创展览。观众受到推波助澜的宣传的影响，一窝蜂地涌进展场，却又因为无法仔细欣赏伟大、优秀的杰作而时有怨言，甚而有受骗之感。
现在国内一些“超级大展”的组织者，大都是民间机构或文化公司在运作，在引进超级大展或与西方艺术机构的谈判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西方的艺术机构通常要求中方的展览场地要放在博物馆或美术馆的非营利艺术机构，但这一要求通常会遇到现实瓶颈。一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展览机构，博物馆、美术馆配合意愿度不高。二是就是找到了，在与博物馆、美术馆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大多处于被动的状态，加上馆方研究人员有限，无法尽善其责，所以超级大展也多由承办单位或文化公司来负责。这样一来，博物馆、美术馆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它原有的研究与教育的重要功能。
另外，让我们倒过来想一想，民间机构组织的“超级大展”为何难以在政府主办的博物馆、美术馆实现？我想国内的民营公司在寻找场地的过程中一定比较困难。因为西方合作的博物馆通常最低的要求是在中国的美术馆，至少是非营利艺术空间举办。比如，2014年“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放在K11举办，虽然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据主办方之一某文化公司说“一开始法国的博物馆方并不同意。后来他们是找了法国领事馆来协调，以及法国设计师的努力，最后是保险公司的承保，法国博物馆方才勉强同意在K11办，但后来他们承担了很多压力和责任。”“超级大展”如果不是在设施齐全的博物馆、美术馆举办，这个展览的成本一定会极大攀升，不说保险、运输、借展的费用，光是展厅的搭建费用，恒温恒湿、防水、灭火等要素都要考虑。
还有一个就是票价的问题，“超级大展”的票价通常要高于一般特展，价格从100元到150元不等，这个价格与国外同类性质的“超级大展”相比，从收入与消费的比例上来说是非常高的。如果“超级大展”在国内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举办，是不可能收取这么高的门票费用的。比如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特展的票价也是有规定的（记得有次我到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去看“伊利亚和艾米莉亚·卡巴科夫：理想之城”的特展是60元一张门票）。而民间机构的展览成本又这么高，你让他卖60元一张票价还要和博物馆、美术馆分成他显然不干。在此，我们无法要求民间机构去做博物馆、美术馆的事情，因为文化公司本身是要营利的，这无可厚非。博物馆、美术馆一方面抱怨找不到赞助，而当民间资本需要合作时，又不知该如何合作？因此，如何处理好博物馆、美术馆与民间机构的对接与配合，创造双赢的局面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从博物馆、美术馆的角度来说，在不断地向国外借展的“超级大展”之中，如果没有向下扎根的“超级大展”，它们最后究竟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教育以及留下什么价值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在观众接二连三对“超级大展”感到失望之后，还会有多少观众会有意愿再来看这样的“超级大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