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跟帖的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

毕飞宇刚刚学用手机没多久，也学会了在网上看新闻，他看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后面跟帖，让他震惊的是，所有跟帖的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他的担忧是：“二元论这种糟糕的逻辑方式，影响了很多人。”（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9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把组织汉字变成赚钱的行为，我教不了”“业余作家”毕飞宇的小说课》）

毕飞宇教学生写作，收到的第一篇小说是讲打怪升级的。每次升级打怪，意味着吸引一部分读者，再升一次级，又一个悬念出现，又一帮读者进来，而点击量就是钱。毕飞宇从学生的话里，听出了一个真实而焦虑的潜台词：“我的小说如何能变成钱？”

2015年8月，作家毕飞宇开始用手机了。他向将去美国念大学的儿子承诺，24小时内随时可以找到自己，“碰到问题我们兄弟俩可以讨论。”此前很多年里，他通常早上九点多开工，下午两点到四点间收工，抽空翻书、喝茶、看电视，休息得充分。现在，这些日子都没了。

手机是父子俩的情感纽带，也让毕飞宇多了许多应酬和饭局。他从前提到，自己并不喜欢手机的语言：暧昧、半真半假、进退自如、油腔滑调，“大部分是调情的”。

不久前，毕飞宇为江苏文艺版《傅雷家书》写了序言。上中学时，父亲送给他这本充盈父子之情的书信集，他却视之为小说，因为“这本书到处都是鲜活的人物性格”。

毕飞宇的另一项重要变化，是2013年成为南京大学教授。他开办讲座，主要分析小说文本，讲《促织》等中国名篇，也谈海明威和奈保尔等名家的作品。在南大等院校积累的文学讲稿，形成了他的新书《小说课》。

2017年2月24日，毕飞宇在北京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跟帖的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

南方周末：你在讲座最后，总是请大家批评指正，这是一种姿态吗？

毕飞宇：这不是姿态，是我对文学的一种理解，文学一定是开放和自由的。不能因为年纪比别人大，阅读、写作历史比别人长，我就当然地拥有真理，不是这样。我反复强调一条，文学不是真理，文学是寻找真理的路。

对文学来说，真理一定是共建的。随着儿子慢慢长大，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在网上看新闻，我感兴趣的其实不是新闻本身，是下面的跟贴。我发现了一件事，拥有真理的人真多啊，特别自信。这很有意思，拥有真理现在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重要的文化特征。

我很担忧。什么是二元论？我对了，那你一定错，这个糟糕的逻辑方式影响了很多人。说到底，还是二元论这个罪魁祸首，它伤害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尤其是思维模式。真理在握最大的坏处就是精神上的封闭，你不再开放，不再探求。这个太坏了。我对了，你错了，结束了。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成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南方周末：你分析小说文本的方式有时很有趣。比如谈莫泊桑的《项链》，你曾把所有人名换成了中国名字，来检验这部作品在当代中国是否成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尝试？

毕飞宇：那真是个游戏，也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作为一个比较宅的人，我得给自己一些乐趣，奖励自己。比方说在电脑上做那样的游戏，直接替换名字以后，它就变成了一篇中国小说。游戏做完后，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名字——李敬泽。我和李敬泽私下聊天特别多，他对某个作品表示愤怒的时候，会非常平静，腔调很慢：“都不成立。”（模仿李敬泽，慢慢晃头，眯着眼睛徐徐说出）

新的《项链》为什么不成立呢？对作家来讲，有一件事情比小说本身更重要，就是时代或社会与文本的关系。说白了，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维度，通过它有效地认识这个时代，这个文化。我没想到反响那么强烈，差点儿引起轩然大波。

我记得是第二天上午，南京电视台的记者兵分两路，一拨去学校里找语文老师做调查，一拨找我，渴望形成两股对立的力量来争论。但是我在第一时间灭火了。记者问了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关于这篇小说，到底老师讲得对，还是你讲得对？（编者注：高中老师认为《项链》讲了两点：资产阶级的虚荣必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劳动光荣，劳动可以让人幸福。毕飞宇读到的则是忠诚、契约精神和女主人公的耐心。他认为，作者批判的不是金钱、资本和西方，而是“人类顽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冲动”。）

我说老师们讲得对：第一，在中学的课堂上，要听老师的。老师有老师的那一套说辞，有它的合理性，也许就是普遍性；第二，我不是在中学的课堂，是在高校，它的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分析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不能满足于普遍性；第三，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打开了另一扇暗门而已，从这个暗门出发，你发现了一个新的小院子，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你生活的主流场景不在这里，对中学生来说，大门才是主要的，而不是暗门。

南方周末：女主人公马蒂尔德确实令人伤心，那么小一件事，十年光阴就荒废了。

毕飞宇：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我要从暗门里问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不逃逸。莫泊桑无论怎样讽刺，怎样挖苦，作为小说家，为什么就没想起来让马蒂尔德逃逸？因为对莫泊桑来讲，那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对于马蒂尔德这个人物，对于项链的丢失这件事，我相信莫泊桑有丰富的想象力，可逃逸不在他的想象范围里面。这才是文化的力量，是契约精神的坚固和牢不可破。

所以我认为文学是不会死的，因为我们要考察社会。考察社会有多重路径，制度设计，民生状况，还有许多统计数据。但我觉得文学也是考察的方法之一，这是一种假想的方式，它面对的却是真问题。

毕飞宇说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更感兴趣的是，莫泊桑为什么没有让《项链》的女主人公选择逃逸？毕飞宇认为，因为那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契约精神牢不可破，莫泊桑根本想象不出来她还有逃逸这个选项。（资料图/图）

我赞美汪曾祺和沈从文，但我不想成为他们

南方周末：你是否焦虑，不能认识整个社会或所谓时代？

毕飞宇：有，非常强。其实我是一个想写“大小说”的人。但最后我所能做的，还是从小窗户钻进去，看看能不能写“大小说”。我还没写这样的作品，我也不想吹牛，我目前真的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后来原谅了自己，我做了一个理性判断：在这个时代，谁都不具备从大门进出的能力。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可到了网络时代，“百科全书”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太巨大了，已经到了“理性不及”程度。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东西理性是可以抵达的，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尤其是中国，你只能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窗户。对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拒绝贪婪的时代。

南方周末：你如何解决这种焦虑？

毕飞宇：放弃。你回过头来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说也是一幅历史的画卷，其实，它的切口还是小的。《红楼梦》，这样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它也还是抓住了四个家庭。

面对当今这个世界，就认知而言，我承认我吃力。在少年、童年和青年时代，我的认知能力和信息量的比例关系是对称的。可现在的信息量是在是太可怕了，我这个“处理器”老是死机。

在我看来，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的巅峰时期，没有人会想起大数据，小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大数据。在今天，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小说引擎的马力就显得不够。

焦虑归焦虑，我到底还是可以平静的，帮助我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盲人——博尔赫斯，他说的最好的一句话，我动不动就想起来：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博尔赫斯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这句话。从我自己来讲，我坚定了这样一个想法，写自己能写的小说。

南方周末：写《推拿》的时候，你专门去诊所体验生活了。

毕飞宇：我想这样说：去诊所，有；去诊所体验，没有。

有一段，我每一天都和他们来往，那就是我的生活，我和他们密切到什么地步？中午都在那里午休。那家店解散之前，有一两年时间，我就这么过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体验生活”——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写你们，这个一点没有。我愿意对天发誓。

我承认，在我写《推拿》的时候，我对盲人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没有把我看到的、我听到的盲人生活写进《推拿》。对《推拿》这部小说而言，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有我的尊严，这个尊严就是虚构，它也是小说的尊严。为了写小说，我去偷窥，我去骗取信任，然后再把朋友掏心窝子的写到小说里去，这样的事我不会干。我的想象力不答应。

我现在依然和他们保持这样良好的关系，他们知道，我没有做小偷，我没有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偷东西。虽然对外人来讲这个也许并不重要，但是，我是写小说的，我把这看得很大。怀着自己的目的，一个一个地问，然后回去写，也许是可以的，但我一定不会。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文学创作”。

南方周末：有一种说法，你的小说最早有汪曾祺、沈从文的感觉，后来更偏近先锋派的写法，比如像余华、苏童。

毕飞宇：我永远不会成为汪曾祺和沈从文那样的作家。这么说会有点冒犯，在讲小说的时候，我永远愿意把赞美给予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但在我心目当中，他们还算不上好作家。

就文字而言，他们是，就小说而言，他们不是。他们太闲适了。我更偏向鲁迅，有力量，有丰沛的情感，同时兼有理性能力。汪曾祺这样的人还是闲情逸致，很美，但他不具有理性能力。从我内心来讲，无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多好，多迷人，和鲁迅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第二个问题，早期写作学先锋，师父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我们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者和模仿者。只能说，余华、苏童、格非那一拨走得比我更早，但他们不是我的师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拨作家——博尔赫斯、普鲁斯特、福克纳、马尔克斯……在同一个师父面前，大家都是学徒，他们比我做得更好、更早。实际上，最早一拨也不是他们，是王蒙和马原。当然，余华、苏童和格非把先锋小说写到很高水准,当时我也在文学现场，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一看，在这个班里面不行，立即转学了。

南方周末：你目前在写什么？

毕飞宇：现在手里的这个作品，我回答了两三年，始终告诉记者，“我今年能把它写出来”，但我始终没把它写出来。是这个小说自身的问题，就像博尔赫斯的那句话，这很可能是我想写的作品，但不是我能写的。很痛苦，跟医院有关，有关的知识储备就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一直有雄心壮志，把它写成一部大作品。可是每到一定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很痛苦。我所有的头发，都是在这个作品面前白的。

南方周末：那你最近在读什么？

毕飞宇：我最近又把《傅雷家书》好好读了一遍。前几天，我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书》写序，我和傅聪还有一面之缘。

我现在读书，有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我已经可以不读书了，一本不读都不要紧，只要把我读过的书回头拿回来再读就行。人到中年之后，你以为已经读过那些书，每一次读都和第一次一样，因为现在阅读的能力和眼光，和以前太不一样了。“五十而知天命”是老夫子对自己的概括，我把这个话借过来说：”五十而知阅读。”不敢说现在我是一个好作家，但一定是一个好读者，确实会读书了。

升级、打怪和焦虑

南方周末：做教授对你有什么影响？

毕飞宇：一点点影响都没有。从写作生涯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大学毕业之后当教师，一边教，一边写；然后一边做记者，一边写；后来到了文学期刊，一边做编辑，一边写。现在我到高校去当教师，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写。

其次，以我的学养，以我的能力，根本就不可以去做教授。疯了，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做教授呢？我平时在家写作，再为学生开一点有关文学的、主要针对短篇小说的讲座。像文艺美学、文学史，有很多太好的教授去做，我就不做了。我说没有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哪一天不写了，我不需要借口，是因为我不写了。

南方周末：业余作者和职业作家有什么区别？

毕飞宇：对我来讲，做业余作者，最大的体会就是心思很单纯。我不让自己有压力，压力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是个教书的，是个当记者的，是个编辑。我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

我没有放弃过，但如果有一天放弃了，不是问题。

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个：明明不想写了，但屈服于命运的魔力，屈服于自己的成就，在那里硬撑。这不好。虽然我现在差不多是个职业作家，但在心理上，我始终告诉自己：你是一个业余作者。这有意义吗？有。我喜欢业余爱好的纯度。

南方周末：有没有哪位学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毕飞宇：有，我在华南一所大学兼职，也上课。但是不一样，我不讲经典，就是帮着分析同学们的习作。这也很有意思。

我碰到的第一篇小说是关于升级打怪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升级打怪，我就把小伙子留下了，一起去爬山，去喝咖啡。小伙子反过来给我上了堂小说课，告诉我升级打怪的小说是怎么回事。老实说，我很开心。他还批评我，你写《青衣》有什么意思？无非就是一个唱戏的。

南方周末：那个学生本人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他当时大概三年级，个子很高，名字我不记得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写作，就是焦虑。他没有说，我猜是这个意思：“我的小说如何能变成钱？”

每升一级，就意味着吸引一部分读者，再升一次级，又一个悬念出现，又一帮读者进来，点击量就是钱。我没有和他交流这问题，就是觉得潜台词很明白：如何把组织汉字变成一个挣钱的行为，写作就是变现。

在上个世纪末，韩东搞了一次“断裂”，那是精神性的，就写作而言，写作的逻辑并没有断，但是现在，我要说，传统文学和当下的写作出现断裂了，我估计，全新而复杂的文学局面即将来临。

南方周末：那你怎么和这个学生分析呢？

毕飞宇：小伙子很焦虑，他渴望我帮助他。我是跟他这么说的：“有关这一路的小说，你可以当我的老师。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帮助，你就必须放弃你的升级打怪。”他最终也就不来了。

王国维讲得特别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