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回忆录里的《骆驼祥子》出版史

老舍《骆驼祥子》手稿。（陶洁供图/图）

我父亲陶亢德未出版的回忆录里，有关于老舍先生和《骆驼祥子》的叙述。他去世时留下两本回忆录，先写的一本是关于解放后的生活，题目是《我的后半生》，第一页的右上角有“1981，2，13始”字眼，看来是他开始写作的时间。但他没有注明他写解放前编辑生涯那部分的时间。两部分都有关于《骆驼祥子》的描述。先写的那部分有一节，标题为《关于骆驼祥子》（原稿没有书名号，后文中书名号均为我所加）：

“1964年我在西安一个商场的书店里看到老舍著《骆驼祥子》，禁不住从书架上抽下来。我说‘禁不住’，因为我与此书有些关系，甚至可以说我是‘祥子'的收生婆。《祥子》在解放后出了新版本我是知道的，但没有买来过。现在，他乡遇故知，自然禁不住要看一看了。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却不觉呆了。新本卷首有篇叙文，开头有如下的一句（手头无书，只凭记忆）：‘这书不知怎么在上海出版了。’这句话与事实大不相符。当时就想写封信问问老舍：是您忘了，还是你有不便据实写来的苦衷？但后来再想想，他之所以如此云云，也许还是心存忠厚，笔下留情呢。而且更想想，世事大抵如此，又何必认真。因此也就‘一笑置之’了。……借来《骆驼祥子》的新新版本看，看了卷末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其中有些显然作者记错的地方，想不妨写下一些作为‘史料’。我已无老舍来信。《祥子》最初版本及再版本和《宇宙风》又都无存书在手，但我所说的是真实的，若要证据，原稿全部原在我处，现在则在上海文物局云。

“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说，‘三十五年九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作为长篇连载……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宇宙风》创刊于1935年，是我与林语堂合资出版的‘小品文半月刊’（陶洁按：根据父亲有关解放前编辑生涯的回忆录第144页，他和林先生各出250元，总共资本为五百元）。为了要把刊物办到‘精彩绝伦’，除了约已为《论语》《人间世》写过稿的作家外，还遍请我所尊敬的作家撰述……老舍为《论语》《人间世》写稿别的不说，长篇有《牛天赐传》就发表在《论语》。《牛天赐传》结尾中似有可写续篇之意，或作者给我写信中说起过拟写续篇，所以决定办《宇宙风》时，我原约老舍写《牛天赐传》续篇，但老舍赐以《骆驼祥子》，每月两段，稿酬是八十元一月，实甚菲薄，但在我这‘小本经营’，却已经尽力所及了。”

“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说，‘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将此语嵌入广告中。’据我记得，老舍告诉我《祥子》为他最满意之作的信上，是说它乃是他的‘扛鼎’之作。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扛鼎’一词，我实际并不完全懂得其意，猜想是用力之意。大概在刊物编后记上有祥子为老舍先生‘扛鼎之作’一句，也可能后来出单行本的广告上亦有之。”

父亲并没有把这一节写下去。其实，他的《后半生》在这一节前，在写完被平反和对去世的故人旧友的悼念后就应该结束了。可能因为他看了我妹妹借来的《骆驼祥子》，觉得老舍忽视了他作为《祥子》“收生婆”的作用，激动之余，提笔就写。但后来发现这属于解放前他的编辑生涯的那部分，他就不再写下去了。

1936年6月老舍致亢德信封。（陶洁供图/图）

在有关解放前生活经历的那部分回忆录里，他有专门一节：《骆驼祥子》与人间书屋。他说——

“给《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写稿的作家中写得最多的要算老舍，别的不说，三个杂志仅有的两个长篇--《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就都是他的作品。

“老舍是北京人，来过上海，住在他的友人处。那时《论语》正在刊载他的《牛天赐传》，我作为《论语》编辑，当然不免招待他一番。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身体似不很健康。面色不红润。他说过他有六七个知友，当年都立志要成为各人专业的第一流，例如他写小说就要努力写出第一流的小说。这些朋友后来都实现了当初的志愿，其中有一位姓罗的和姓白的都成了第一流的专家学者。他对于上海好像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上海连公共厕所也少有，使人小便急了只好便在弄堂角落里。有一次我请他在大光明看电影，他对观众的吸烟也说不好。他是吸烟的，但我在看电影时请他吸烟，他却说看完了再吸吧。我说电影要映两小时，这么长时间不吸一支烟能行吗？他说美国电影院不让看客吸烟，习惯了就不会难受。

“他这个人大概讲究礼尚往来的，临离开上海前，特在一家京菜馆请客，对宴请过他的一些人作答礼。

“我和老舍除了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以外，另有一种书籍出版者和作家以及合伙办出版社的关系，这个出版社社名为人间书屋。人间书屋这四个字记得就是他写的。

“我办人间书屋有我个人的理想或妄想或幻想。那时代小出版社的困难之处在于自己没有分社，出的书必须请各地书店代销。代销处普遍照书的定价七折给出版社，就是一本它售一元的书，出版社只能收到七角。这一点倒还不成大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出版者早已打好算盘，这个七折是在定价的计算中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个七折的书价也是不容易收来，代销处规矩些的，欠你一个时期，不规矩的简直卖去了书也不给你书款。这种情况吃亏的当然首先在出版者，即使出版的书销路不坏，也可能因欠账多而折本。其次是读者，本来至多八角钱的书，必须花到一元。但是代售的中间人是不是一定是剥削者呢，也很难说，如果他不拖欠出版者一下，因为他代售的十本书可能只售去五本，甚至二本三本。他若收到代销书即如数算清书价给出版者，就有蚀本的危险。

" 所以我想来，使出版者和读者两利的办法是由读者直接向出版社购书，这使书价可以定得比必须经过代销处的低，同时又免了吃欠账的亏。这样计划之后，我就写信给老舍，告诉他我的设想，请他合伙，就是他出稿子我出印费，如有利润，一归于读者--书价较低；二归于作者--版税较高，至于我这个资本家呢，情愿出资之外，再贴人力，但这不取分文。老舍复信赞成，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樱海集》给我。我写了一个人间书屋缘起登《樱海集》预告于《论语》，一面赶制牛皮纸寄书封袋。在印制寄书封袋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读者向出版社直接函购书籍，已经要付出寄书款的邮费八分，但不用汇款费，因为我规定邮票可以代替现金，不打折扣；但是寄书给他呢，寄费归出版社，不过为了避免损失，最好是挂号，但是这挂号费由谁负担呢？由读者吧，一本书的价钱也许一二元，大都几角钱，买一本几角钱的书要付一角二分挂号邮费，在读者当然不愿意；归出版社负担吧，我们的书价除成本版税以外，没有加进别的费用，倘若加上一角二分的挂号邮费，那书价不仅不能比较便宜，实际反而比一般昂贵了，决不能这样。怎么办呢，我决定定下这一条：书籍如果遗失，免费补寄。对这个办法，当时在办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出版家张静庐先生，有一次看见我时曾说，‘陶亢德你发疯了，书遗失而照补不收费！’我对他说，‘我相信一百个读者之中，不会有一个收到了而说没收到，即使难免有这种人，我也只要多印一二十本以备用就是了。损失也有限得很。’结果到底有没有人来补，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即使有，也一定不过一二，因为如果要求补寄的太多，就一定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不会一点不记得了。

“《樱海集》的内容极佳，读《论语》的人又一定爱读老舍的作品，《论语》至少有二三万读者，《樱海集》登《论语》的广告效率实际比登销行量在十万份以上的申新两报要好。函购《樱海集》者络绎不绝，我一个人装袋揿钉来不及。当时恰好有一个闲居在上海的堂兄，我就烦劳了他代装代钉。《樱海集》初版印了多少，究竟直接函购者有多少，我都无账可查，记忆力又坏，无从回想，但是成绩一定不坏，否则不会接二连三的继续出版了。

“人间书屋出版的老舍作品，除《樱海集》外，还有《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和《骆驼祥子》。《牛天赐传》是发表于《论语》的长篇小说，《老牛破车》是老舍的创作经验谈，好像陆续发表在《宇宙风》上，《骆驼祥子》则是登在《宇宙风》上的长篇小说。四本书的封面一和四请教了钱君匋先生，二三是我自己设计，《老牛破车》以原稿作底，加上老舍手书的书名，因内容没有几篇文章，所以只是薄薄一本，《牛天赐传》的封面更简单，只印上老舍自己写的书名。

“《宇宙风》本来不想登小说的，当然也不一定不登小说。《骆驼祥子》这本小说之发表于第二年开始的《宇宙风》，在我，是有一个助成老舍专事创作的心愿的。那时他在齐鲁大学教书，有次信上谈起他想只搞创作，但零星卖文，即使哪怕事实上能够篇篇卖钱，也总觉得不能安心。我就向他贡献了一个意见，说假若《宇宙风》能按月付他百元左右的稿费，是否足以作他去做一个职业作家的生活底子呢？商量结果是《宇宙风》从二十五期起登他一个长篇小说。每期四五千字，每月致稿酬八十元。双方一言为定。《骆驼祥子》先在《宇宙风》发表，后由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再版过几次。老舍在《骆驼祥子》一稿上的收入有多少，我无账可查，但总数是相当可观的。

“老舍自认《骆驼祥子》是他的得意之作。但他对于有关《骆驼祥子》的记忆特别坏。1963年吧，我在西安一家书店看到有《骆驼祥子》出售，那是解放后的新版本。我从书架抽下一本，刊登有篇序文，里面有一句话，我看了大吃一惊，大意是说“这书不知怎的在上海出版了”。这句话，简直是奇哉怪也，他怎么会不知道呢？《骆驼祥子》出版时老舍诚然不在上海，但它是公开发售的，不是偷印，我不会不通知他，他不会不收到版税（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虽然收款人是他夫人胡絜青。当时有些气愤，想写封信问他一个究竟，但是后来一想，贵人多忘事，我和他不会后会无期，一切以后再说吧。到他逝世后出版的新新版本《骆驼祥子》，有人因其附有一篇‘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的遗作，关于这书的出版所说和他所知的大不相同，特为给我一本看看，并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关于小说的刊登和出版，老舍之言如下：——

《祥子》的运气不算很好，在《宇宙风》上登到多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战。《宇宙风》何时在沪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祥子》的全部登完没有。后来，《宇宙风》迁到广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单行本，可是，据说刚刚印好，广州就沦陷了，《祥子》落在敌人手中。《宇宙风》又迁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了出版的机会，但由于邮递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见到它。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它才在大后方悄悄活动开。

“我看了老舍这几句话，真奇怪他的记忆竟坏到这个地步：处处都搞错了。《宇宙风》离沪迁广州出版时，《祥子》已经全部登完，时间还在1937年秋，老舍其时还在汉口，沪汉邮件不断，他不至于不知道祥子的全部登完没有。记错的更厉害的是关于《骆驼祥子》单行本的出版。它不是在广州印成的，而是在上海。广州沦陷之后，《宇宙风》迁到香港，迁桂林是香港被日军占领之后的事。去桂林的是林憾庐。换句话说，《骆驼祥子》未曾在广州桂林出版过。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之得《骆驼祥子》纸型，不是买过去的，是我不取分文奉送予老舍的。那时候我在香港，有一天接老舍来信，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望借纸型印《骆驼祥子》，问我条件怎样，我说纸型可以奉送，不过寄费却要照算，因为他是人间书屋的合伙人，《骆驼祥子》的纸型有他一半的份，寄费则港渝航空邮递不便宜，不能不算。总而言之，照事实，《骆驼祥子》的出版经过，老舍不可能不知道，但据他的文章看来，却似乎他始终蒙在鼓里。我实在不明白他何以健忘至此。这事情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起，他有一个绝妙的解释。他说：会不会‘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的那篇文章不是老舍写的。我从1963年在西安所见的《骆驼祥子》解放版序文中的‘不知怎样在上海出版了’，到‘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的把纸型买过来的前后一贯的态度看来，老舍一定有他的用意，不可能是由于记忆错误或记忆糊涂了。从下面一则我在无意中见于《新文学史料》的材料，可以给人一个旁证。

“那是老舍参加北方慰劳团离开重庆后，几个人闲谈中，吴组缃谈了老舍的一件事情。他说，老舍临走时将东西存在了他住处，曾一而再再而三叮嘱不要让任何人翻他的那个篮子。吴组缃说倒是由于老舍的再三叮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一心非看那里边存着什么东西不可了。他翻检的结果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也没有，只有一个小包，包了四五层纸，一层层打开后。是一本人间书屋印行的《骆驼祥子》。”（《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一辑，田仲济《回忆老舍同志》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