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与案头之间：不同版本的胡适

论起现代学者的演讲才能，胡适即便称不上首屈一指，也肯定名列前茅。这得益于他早年在康奈尔大学选修过一门演讲课程，从此开启了“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并且“历四、五十年而不衰”；作为一种全新的自我表达方式，演讲也影响到他日后的文学观念，因为“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训练》）。

在留美期间的日记中，胡适曾作过“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特别强调“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16年7月6日条），简直将演讲训练视为文学创作的必经之路。这段议论后来又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1934年《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期）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载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等文章中被他自己不断引述，足见其重要程度，绝不可等闲视之。

不过话说回来，口头演说毕竟不能贸然与案头撰著等量齐观，随着时间、对象、场合等因素的微妙变化，即便是同一题旨的演讲和文章之间，也很可能出现非常大的差异。

不同版本的《中学国文的教授》

1920年3月13日，胡适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做过一次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讲，演讲内容经由周蘧——也就是后来以经学史研究著称的周予同——记录整理，当月就刊登在该校主办的《教育丛刊》第二集上。胡适在演讲中对教育部规定的中学国文课程颇多诟病，尤其主张“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都废去，习字尽可在课外练习，不必空占时间，所以废去，文字源流可以不必教，并且现在用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是很荒谬的，文学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也是一样的荒谬，文法要略简直是八股体，所以也应该另编”。

《教育丛刊》本《中学国文的教授》

这篇记录稿大概并没有经过胡适的审核修订，因为在演讲结束一星期之后，他在日记中又提到“作文‘中学国文’”（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20年3月20日条）。而这篇由他本人根据演讲内容亲自改定的文章，同样以“中学国文的教授”为题，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基本主旨虽然和演讲并无龃龉，但很多细节都已经过润饰增删。此后，亚东图书馆在1921年出版《胡适文存》，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在1935年推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收录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都以《新青年》所刊文本为准。《新青年》当然影响深远，《胡适文存》和《中国新文学大系》也同样风行一时，以至于后来的读者往往并不知晓，此前居然还另有一份颇存歧异的演讲记录稿。

比如，上文所引演讲中的那段批评，在《新青年》上发表时就被修改成：“写字决不是每周一小时的课堂习字能够教得好的，故可删去。现有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反有害。（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文法要略》的大错，如谓鹄与猿为本名字，与诸葛亮、王猛同一类！）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前后稍作比勘，演讲稿和改定稿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

《新青年》本《中学国文的教授》

近年来相继有梁心的《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和瞿骏的《新文化的“到手”与“入心”》（载2016年8月12日《文汇报•文汇学人》），对胡适此次演讲的始末原委做过细致的爬梳和分析，但并不意味着就此题无剩义。比如胡适在演讲中指责的那些教材内容究竟如何？对教材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胡适为何在演讲时点名道姓，而在修订成文时却又避而不谈？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深究。我们姑且以其中涉及的文学史教材为例，对相关史料略作钩沉研讨。

保守的王梦曾《中国文学史》

颁行于1904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列有“中国文学”科目，其中有一项课程内容要求“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参照同时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历代文章流别（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可知所谓“中国古今文章流别”云云实际上就是指中国文学史而言。只是国事稠浊，风雨如晦，这些规定并未真正落实。直至1912年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再次明确规定：“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次年发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也列有“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由此正式列入中学阶段的国文课程，与此相应的教材也应运而生了。

商务印书馆在1914年8月便瞄准商机，捷足先登出版了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本专供中学使用的《中国文学史》，到了11月又推出了与之配套的《中国文学史参考书》，两书的编纂者均为时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教员的王梦曾。这本《中国文学史》不仅在封面上印有“共和国教科书”字样，目录和正文中也都标明“中学校教科书”，处处提醒读者加以注意。版权页上还特意印有教育部的审定批词：“教科书简括得要，参考书印证得宜，于学者、教者皆足资研究，应准审定，作为中学校教科书及教员参考书可也。”更是藉此标榜自己符合规定，切于实用。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版权页

在《编辑大意》中，王梦曾也宣称：“本书恪遵部定中学章程编纂，以供中学校学生之用。”还特意指出：“本书共二万余言，以全年四十周计，每周约授五百言，足供一年之用。”对课时安排及讲授进度也加以说明，足见考虑极为周详。

依仗商务印书馆在宣传、流通、销售等环节的高效运作，截至1926年，这本教材就连续印刷达二十版之多。胡适在演讲中所说的“文学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毫无疑问正是针对此书而言。

不过，稍加翻阅，就会发现此书内容颇为奇特。王梦曾在《编辑大意》中曾交代撰著的经过：“编纂方法以文为主体，史学、小说、诗词、歌曲等为附庸，文字为文章之源，亦著其因革，其他经学、理学等只旁及焉。”尽管以文学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同时却又阑入“史学”、“文字”、“经学”、“理学”等内容，与通常的文学观念颇有扞格。这在章节安排上也有所体现，如第一编《孕育时代》包括《六经之递作》和《诸子百家之朋兴》两章，内容更接近哲学史；后面的章节中还有“史家纪传体之成立”、“字体之变更”、“古史学之发明”、“史学之复盛”、“史学家之驰骛”、“史学家之改进”等名目，显然和文字学、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目录

有些章节看似专注于文学，实则内容相当驳杂，如第五十一节《记事文之就衰》有一大段评论：“南宋史学大盛，并多奇创之作。胡宏作《皇王大纪》，罗泌作《路史》，始破除尊经之成例；郑樵作《通志》，又破除断代为史之成例，而《二十略》之作，通括历代政治、学术而著之篇，尤为发前人所未发；至于朱熹因《通鉴》作《纲目》，寓以褒贬；袁枢因《通鉴》作《纪事本末》，便于记览；马贵与因唐杜佑《通典》作《通考》，广厥体例，皆特殊之著作。元以来史学衰，元人所修各史，《宋史》芜杂，《辽》、《金》疏漏。明初修《元史》，尤为粗率云。”其实和文学史并无关联，更适宜放到史学史中。尽管这种庞杂的“文学”观念古已有之，在早期文学史著作中也并不鲜见，但在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胡适眼中，肯定显得大而无当，汗漫无所归依。

更令胡适产生强烈不满，以至要斥之为“荒谬”的，还有这部文学史所呈现的保守立场。对西方文化的传入，王梦曾抱有强烈的反感和抵触，从全书结语就可见一斑：“自屈、宋开词赋之端，其传且千百年；自韩、柳开古文之端，其传亦千百年；论古文至姚、曾，论骈文至孔、曾，论诗至沈、王，论词至张、周，取径甚正，其兴当未有艾。乃自欧化东来，学者兼骛旁营，心以分而不一，业以杂而不精固有之，文学致有日蹙百里之忧，是亦承学之士矫枉过直故耳。”且不论他将文学传统的衰落归咎于“欧化东来”，与倡导“全盘西化”的胡适早已背道而驰；即便是他如此推崇的韩愈、柳宗元、姚鼐、曾国藩之古文，孔广森、曾燠之骈文，沈德潜、王士禛之诗，张惠言、周济之词等等，也与鼓吹文学革命的胡适格格不入。

面对真正方兴未艾的白话文，王梦曾当然并不能熟视无睹。正如他在《编辑大意》中所说的那样：“凡文章、诗词、歌曲之源流，悉博考精稽，著之于册。其有一时异制，如唐末皮、陆等之诗，宋世白话之诗词，元世白话之文告，亦刺取其精华列入，以明歧趋，并以博读者之趣。”尽管兼顾白话的发展递嬗，却将其视为“歧趋”。在具体评论中也时常流露鄙夷之情，如称：“自宋人为词，间用俚语。金元以塞外蛮族入据中原，不谙文理，词人更曲意迁就，雅俗杂陈，而曲作矣。”（第五十六节《曲之兴盛》）如此轻慢不屑，自然和坚决捍卫白话文学的胡适势同水火。早在1917年发表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中，胡适就大声疾呼：“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而卒不能废绝者，岂无故耶？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日后更有《国语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27年版）、《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版）等完全围绕白话展开论述的文学史著。因而在演讲过程中，一向温柔敦厚的胡适竟然痛斥此书，实属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

至于胡适在演讲时并不讳言出版这些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在《新青年》上发表改定稿时却又刻意回避，则当从两者的受众、场合等环节入手进行分析。演讲的地点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面对的听众应该主要是该校师生。胡适所批评的正是他们在课堂上或研究室中使用、研究的教材，因而根本不必遮遮掩掩，直陈其事反倒会引起听众的共鸣或商讨，形成很好的现场效果。在改定稿的最后，胡适曾提及“我演说之后，有许多人议论我的主张”，正说明演讲效果颇佳。

作为这次演讲的记录者，周予同后来撰有《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在第六章《中等教育》中介绍说：“各学科教授的内容，由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制定教授要旨及学程标准，任各校教师按照标准选择教材。但实际上，如国文一科，教材选择的混乱，与教授方法的无标准，几令人无法形容。”他对“私人遵照政府所定标准而编纂的教科书”尤为不满，虽然这些教科书“都须呈教育部审查，审定以后，许各校自由采用”，“但实际上，私人编纂中学教科书呈部审查的很少而仍成为书贾一种营业的竞争”，其矛头所指，首当其冲的便是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周予同的意见虽然未必受到胡适的影响，但至少证明有同样观感的不乏其人。此外，即便考虑到胡适在当时的巨大号召力，可受场地条件所限，能到现场亲聆的听众人数恐怕并不会太多。他在演讲过程中兴之所至地提及商务印书馆，应该不会广泛扩散，导致严重后果。而率先刊载演讲稿的《教育丛刊》属于高校主办的同仁刊物，发行量极为有限，同样不用顾虑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当胡适依据演讲内容修改文稿，并决定交由《新青年》正式发表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了。从1920年1月起，《新青年》便改在上海编辑出版，而商务印书馆总馆也设于上海。以《新青年》的影响力而言，其受众数量之庞大，即便是演讲现场的听众再加上《教育丛刊》的读者，恐怕也要望尘莫及。——没过多久，《浙江教育学刊》第九期就全文转载了《新青年》上的这篇文章，足以说明其产生的巨大滚动效应。

如果说此前在北京演讲时的批评还仅是“隔空喊话”，未必能真正损害到商务的形象；那么在《新青年》上刊发文章时，如果依然指名道姓，则近乎“上门叫板”，势必会影响到商务的声誉和业务，既而激起双方的不快甚至纷争。

事实上，胡适和商务的合作交流一直非常愉快。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由商务在1919年2月出版的，两个月不到又再版发行，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到了1920年6月，他又被商务礼聘为世界丛书委员（参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数月之后，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还专程赴京，力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转至上海主持商务的编译工作。尽管他并未接受邀请，可仍在次年7月赴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不仅提出许多具体建议，还大力举荐王云五出任编译所负责人。

凡此种种，都可见胡适在此期间和商务印书馆接触之频繁及关系之融洽。在小范围的演讲中批评几句问题还不算严重，在《新青年》上撰文如果还那么直言不讳，不免有点逞一时口舌之快，最终只会得不偿失。处事历来小心谨慎的胡适，自然会就此反复斟酌衡量，审时度势地删改讲稿，也正在情理之中。

终其一生，胡适有不少文章都是由演讲脱胎而来。从他的立场来说，希望读者看到的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再三推敲之后的最终改定稿，而非未经自己审核润饰的现场记录稿。但就读者而言，倘若能同时参酌比较前后不同的版本，则不但能了解这些文章究竟是怎样“层累地造成”的，还能够藉此探察到他复杂隐微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