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小时了了”：生于崎岖，童年早慧，少年勤政

本文摘自《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韦庆远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童年的万历本来是一个聪明早慧，又颇有才情，比较明白事理的孩子。《明史》卷二〇，《神宗本纪一》载：

隆庆二年（1568）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驰，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

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

他在刚嗣位之初，便亲自处理了两件事，应该说都是比较得体的。《明神宗实录》卷一又记载：

十岁时，穆宗恭妃遣人持金壶闯出宫门，遗其家，为门者所奏。诏令以百金授妃，曰：“即家贫，以此给赐，先帝赐器，不可出也。”

又载：

文华殿角门柱础，忽有“天下太平”字迹，拭之不灭，辅臣以为瑞，请上临视。上见之不怿，曰：“此伪也。”从来天书之伪，善惑人主，而上以冲龄，独断其非。

或有疑曰，这些官方记载，无非是史臣谀君之言，不足为信，但若参以当时一些有机会接近他，甚至有意对其登基后的表现进行了解的中外人士反映，特别是从他嗣位初期三四年内的言行活动进行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即童年时期的万历不失为了了，他曾经比较注意学习，也一度关心治理国政，起码够上一个中上质禀的稚龄皇帝。

当时外藩专门进行的情报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作为主要藩属的朝鲜国王李昖，在六月即派千秋使金添庆等人来北京吊唁，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详细了解有关明朝新帝的情况。当年十月，金添庆回国，对李昖禀告说：

皇帝性禀英明，……别无垂帘摄政之事。先朝废斥之臣多被召用，民情欣幸，以为年虽幼冲，非隆庆之比云。

到万历正式举行登基大典，朝鲜又专派贺登极使朴淳来华，顺便更具体地了解新帝的表现和动向。使者回国后禀告说：

皇上年方十岁，圣质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准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毕读，自近日始讲《左传》。百司奏帖，亲自历览，取笔批之，大小臣工，莫不称庆。慈殿〔圣〕太后虽不权同听政，而事皆禀裁，实多内赞之力。仁圣太后不为干预。凡公事出纳司礼监掌之。奏禀之后，誊送一本于阁老仍为可否。太监冯保掌出纳，或云窃弄威柄。

应该承认，朴淳的报告是相当详细，而且大体上接近事实的，可见他们对于万历本人、明朝宫廷生活和朝政诸方面，都进行过相当认真扎实的调查研究：既看到童年万历初期表现与隆庆大有不同，又看到李太后对国政的实际影响，以及冯保势力的抬头，但总的说来，对万历本人的反映是好的。这些记载的内容，均表明万历是曾经以一个较为清新和良好的形象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但又必须看到，幼年的万历曾生活和成长在一个充满矛盾、十分复杂崎岖的境遇之中。嗣位前后的地位骤变，运际迫人，已如上述。但即使在继登大宝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仍然是颠簸和多变的。

少年皇帝万历一直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帝王类型，两种相互排斥的人生取向，两种不同生活道路的激烈斗争拉锯之中，摇摆于其间。

一方面，他自一出生即受到李氏慈母的督导抚育，这是一个独具识见而教子从严的母亲。她在儿子懂事之初，就亲自管束他刻苦攻读，写字诵文，勉励他振奋为人，极力要将他从朱明皇室的百年腐败中抢拔出来，督责他切勿重蹈其他堕落皇孙的覆辙。特别在万历称帝以后，李太后在这方面的殷切焦灼表现得更为强烈，她毅然使用予夺之权，以迅雷突击的手段，全面改组了内阁的组成架构，大幅度改变了隆庆临终前夕的人事安排，在宫内府内各建立起一套为自己信赖和强有力的辅政班子，重用张居正和冯保以内外夹辅万历，成功地实现了对高拱以及宦官陈洪、孟冲的“收权”。她苦心孤诣谋划出来的重大措置，其中心目的既是防微杜渐以拔除一切不利于万历在位的因素，从最高层入手以拱卫皇权的不受侵犯，同时，也是略带强制地导引万历勉为圣君。张居正和冯保之敢于对万历采取一系列严格的辅导和督责措施，乃是秉承李太后的意图，并恃有她无保留的支持，在初期也确实因此而取得过显著的成效。

还必须充分肯定，万历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智商的发达程度和处置政务的能力，都是不低的。他当时头脑清晰，考虑问题细致精到，审阅章奏认真，善于发现存在的矛盾和破绽。以下选录几件他在万历三年（1575）和四年，虚龄十三四岁时亲自批办的案例以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