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日课

今日叙事

1923年8月3日，鲁迅出版小说集《呐喊》。可以说，他的杂文、小说在整个民国时期，影响非常巨大。后来，他的作品被不断的编入教材，于是，鲁迅成为了一个活在课本里的殿堂级人物。当然，有人欣赏他，也有人讨厌他，但原因却是同一个，性格太犀利。不过，多数人只知道他尖酸刻薄、毒舌无情，似乎一辈子都在“骂人”。但也鲜有人知，他的辛辣里，也盛有柔情，对未来的向往和希冀。

鲁迅：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文 / 黄春霞（蒲公英教育智库研究员）

提起鲁迅，最先浮现脑海的就是他霸屏语文课本的“辛辣文人”形象。从《孔乙己》到《阿Q正传》，从《祝福》到《拿来主义》，从《少年闰土》到《药》……可以说，鲁迅陪伴了许多人的整个中学时代。近年来，鲁迅的作品开始慢慢淡出语文圈，编入教材的课文数量逐渐减少。相关人士称，一方面是考虑到教育发展的时代性，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学生对鲁迅思想的理解力。这缘由，似乎也很合理。

他的作家身份，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夯实地位，而他的教师身份总是被其他才华的光辉掩盖，哪怕是语文课本里的常客，也只让人记住了：哦，鲁迅啊，有一身傲骨，也有一点愤青。至于教育，鲁迅有做过吗？

没错！鲁迅做教育，他是地地道道的教育人。

那些在大学执教的时光

自1909年从日本归国，至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一直辗转于各个大学授课和演讲。期间，执教时间最长的，是在北京大学，整整6年。

鲁迅最初与北大结缘，始于1917年为北大设计校徽。这枚校徽一直沿用到1949年，今天的北大校徽，也是在鲁迅设计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和丰富。鲁迅的设计天赋，在北大校徽和他自己的作品封面上，展露无遗。

随后，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发表过许多惊世名篇。1920年8月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手里接了聘书，在北大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课程，并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等职，指导学生的文艺社团和刊物等等。早在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鲁迅就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作为教育部的官员，他在北大是兼职而非专任，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在北大执教6年，却一直是讲师不是教授的原因。

鲁迅也不在意所谓的职称，上课时，他会夹着小布包准时走进课堂。鲁迅在讲台前站定，只见他身着蓝布衫，与别的老师差别最大的是，他常常会在自己右耳上夹一铅笔，以备讲课时随时改正讲义中印错的字。鲁迅在北大讲课时，凭着渊博的知识，从不带讲义教案之类的东西，讲课是深入浅出，能旁证博引，听他的课，对学生来说是如逢甘露。每周，鲁迅只在北大上一次课，他的课堂上沸腾着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好多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甚至外地人专程赶来听他的课。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但即便是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德语专业毕业生冯至，听过鲁迅的课，他回忆说，“这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每一次，当鲁迅老师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只剩下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据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林语堂回忆，那时的北大教师分成两派，一派以鲁迅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首。可见这个兼职的鲁迅在北大有多大的魅力了。

除了在北大教学，受林语堂邀请，鲁迅于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任教于厦门大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时间，但却留下了不少趣闻轶事。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办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孔教为办学纲领，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背古书、写古文；二是以“金钱万能”为办学方针。鲁迅到校不久便与林文庆发生冲突。当时厦大规定，每逢周四上午举行纪念周会。开会时教授们个个衣冠楚楚地对校长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伺”。按惯例每次都由校长先做开场白，接着就是教授们的《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学生们对此早已厌烦，所以会场里冷冷清清。起初，鲁迅总是借故不参加。为了借鲁迅的声望来装点门面，林文庆特意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说。不料，鲁迅竟在演讲中大声疾呼，要大家切不可埋头读书，不问世事，切不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鲁迅的这番话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结下梁子。

还有一次，林文庆召集厦大国学研究院负责人和教授们开会，以学校经费困难为由，提出削减国学院一半经费的计划。教授们纷纷表示反对，说：“研究院的经费本来就少，连研究成果的印刷费都付不出，绝对不能再减了。”林文庆一听立即摆出校长架势，傲慢地说：“关于这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话音刚落，鲁迅立即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林文庆没有料到鲁迅会有如此言行，措手不及。鲁迅接着陈述了国学研究院经费只应增加，不能减少的理由，与会教授纷纷点头。最后，林文庆只好收回削减经费的主张。

对儿童教育的思考

鲁迅不光是在大学上课、做演讲，着力培养青年人，对儿童教育也有着自己独到的一套见解。他曾在多部作品当中提到有关儿童教育的思想理念。有些思考，即便是现在看来，仍然非常透彻和具有先见性。他一直在用文字帮助我们洗净“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他曾在《坟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道：

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

……

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也曾在《且介亭杂文 · 看图识字》提到：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太空，他想潜入蚁穴……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成一个蠢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材去教就足够了。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材，和我们一样了。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大抵能折射出为人父母者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鲁迅对于孩子的未来，尽管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他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后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一生在捣鼓他的无线电，似乎不好断定是否属“寻点小事情过活”之类，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海婴过得很有劲头。鲁迅的孙子周令飞也曾卖过爆米花，不论生活如何窘迫，依旧可以依靠自己双手求生存，谋发展，而不是做“出格”的事。不可不说，这是鲁迅教育的结果。

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急切地希望孩子有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孩子具备应有的个性和创造性，给孩子们一个自由放松的成长过程，而不是“催熟”儿童。我想，这也是如今这个功利时代，迫切需要自省的地方。

一边是智能化时代的极速前进，一边是孩子成长的自然规律。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速成和高效，当然也不能原地踏步，与时代脱轨。现代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发出的呐喊：切不可埋头读书，不问世事，切不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用最当时的教育资源，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态度，或许是培养“幸福的人”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