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被教育部作为研究生教学改革试点

2017年7月，南京大学入选教育部全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这是对南京大学近年来不断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学校今后工作的新要求。

南京大学（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总结南京大学自2013年以来在博士生教育改革中探索并形成的“四三三”博士生培养新模式、相应的操作机制和举措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期为国内兄弟高校深化博士生教育改革、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新的思路、参考和借鉴。

一、改革命题和背景

正如著名教育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任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其著作《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写到的：

大学像其他人类社会组织一样，处在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在外。

我们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不仅是立足于本土，还要有立足于世界的视野。

在这样一个前提和基础上，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自然而然会面临一些基本命题，如：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探索

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发展之道，等等。

大学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既要服务所处环境的发展需求，即“科教兴国”，也要依托所在的发展环境，即“国兴科教”，两者是互相补充的。

十八大以来，转型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基于对一系列重要文件和讲话精神的理解，我们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具有以下属性和特征，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流大学发展之道政府宏观指导下的一流大学发展之道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流大学发展之道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一流大学发展之道多重社会责任下的一流大学发展之道企业非创新主体下一流大学发展之道，等等。

这一系列特征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式跟西方高校有着显著差异，需要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举措。

那么，中国大学如何找到一个系统性破茧而出的办法，从而走出一条可操作的道路？

一方面要坚持自主性另一方面就是要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转型，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关键点上转型升级。

其中，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改革。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是培养自主创新型人才的中坚力量。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不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新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

刘延东同志在近四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均强调我国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培养质量。刘延东指出：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是提升质量的重点和难点。要推动改革创新，清除“痛点”、打通“堵点”，没有健全的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没有严格的执行，提高质量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任务可凝练成12个字：模式改革、提高质量、从严要求。

二、南京大学的目标和挑战

鉴于研究生教育改革大背景，南京大学必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可见”的人才培养架构。

学校秉承“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南大风格，着力内涵发展、彰显南大特色”的发展理念，积极转型、创新模式、完善机制、突出绩效，确立了以下改革思路：

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在已有博士生培养平台和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面向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促进新时期博士生培养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2013年，南京大学面向全校推行博士生教育改革。

此次改革是在文、理、工、医30个院系共4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进行，涉及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千人在内的1000多名博士生导师以及5200多名在校博士生。

同时，这次改革也是在需要体现学校统一的模式观、院系具体落实的特色化、充分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以及学校资源相对有限等约束条件下进行的改革。

总体来说，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就是要在上述约束条件下实现改革的高标准和真实效，以达到最优化目标，即：

优化的生源优化的培养过程优化的结果良好的、可操作的动力机制

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南京大学博士生教育改革则面临着3个方面的挑战：

1. 体系性难题

如何凝练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的系统性特点和关键要素，使“顶层设计”为建立博士生培养新模式与质量保障监督体系奠定统一的构架及实践基础？

如何在学校整体改革模式下实现各院系、学科的个性化实施？

如何体现南京大学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的互动，从而避免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孤岛式”推进？

2. 节点难题

具体来说就是：

如何设计切实可行且有效的淘汰机制，从而精准发力并严格执行力度和相关举措，在所有院系和学科实施培养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原创交叉怎么设计，进而支持和激励博士生开展高水平、原创性的科研探索；

以人为本怎么设计，以充分考虑博士生、导师的利益和诉求，调动他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3. 运行机制难题

如何建立校（院系）的协同与操作机制，确保统一的培养模式改革与质量保障监督体系能够在全校实现院系、学科的个性化落地；

如何理顺教育资源的统筹分配机制并发挥其杠杆作用；

如何提高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规模化成效，从而保证整个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规模化推进落到实处。

以上三个方面是南京大学博士生教育改革需要直视和首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改革的成败。

具体措施与创新

围绕上述三个方面难题，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逐一清除和打通改革过程的“难点”和“痛点”，摸索出一整套具有南京大学特色的“四三三”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

第一，针对模式设计难题，学校顶层谋划，设计了“四三三”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见图1），为全校面向全过程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控制提供基础性框架和指导。

“四三三”培养模式具体是指：博士生培养过程分为预选、硕士、博士、弹性延长等四个阶段，实施分阶段、分类型、分层次的三种奖助激励，落实招生入口优化、过程严格把关、毕业出口弹性设计的三个环节质量控制，完善制度设计、机制运转、措施落实的质量保障与监督体系。

图1 南京大学“四三三”博士培养模式分解图

第二，针对个性化实施难题，通过采取“利益机制+推动机制”互动的操作方式，实现了全校所有院系个性化方案的落地。

2013年，学校在前期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方案（试行）》等一系列改革指导文件，院系则结合学科发展和特色、人才培养要求等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自愿参加改革的院系，由学校统一组织专家评审和论证，成熟一个实施一个，避免了以往“统一布置”后的“执行走样”。

同时，只有参加改革的院系才可以分享改革后学校提供的各种资源，即所属学科、学生都可以享受改革中的资源再分配以及奖助激励等。

2013年改革启动后，首批就有24个院系参与改革、制定相应方案并实施；2014年，余下的6个院系（含学科、院系调整新成立的院系）也全部参加了博士生教育改革。

第三，针对体系互动难题设计了南京大学本、硕、博培养一体化架构。

构建了从本科生培养（“三三制”）到硕士生培养（“二三三”硕士生教育改革）再到博士生培养（“四三三”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风格一致、上下贯通、有机互动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提供南京大学学生最好的、系统化的教育和培养，既体现了高校回归人才培养本源的初衷，也避免了单纯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孤岛式”推进。

第四，针对淘汰机制难题制定了特色化的严格考核与分流退出机制，为提升博士生的学习主动性提供了关键支撑。

学校规定所有博士生在入学一年后都必须参加本年级的第一次博士资格考核，如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的可作暂缓通过处理。

博士生在入学六年内（南京大学博士生最长学制8年），最多可参加3次资格考核，如未能通过资格考核，学校将视其为自动终止学业，予以退学，准予肄业。

每次资格考核各院系均必须有不低于15%的学生暂缓通过，而优秀率则不得高于15%。

暂缓通过的博士生根据学习安排，可加入到后面任何一个年级的博士生中进行资格考核，只有通过考核的博士生才可以进行论文开题及后续学位论文的撰写。

第五，针对原创交叉难题，培养过程中设立了博士生跨学科科研创新项目，弹性延长阶段则推出了优秀博士生能力提升计划，致力于提升博士生的原始创新能力。

学校在“985工程”二期建设就设立了博士生跨学科科研创新项目，旨在加强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博士生积极参加对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或具有应用前景的技术创新研究，鼓励自由探索，重点支持研究生跨一级学科联合申请创新项目。

优秀博士研究生能力提升计划则是在2012年正式启动的，针对已经达到或超过毕业条件而又自愿在校继续开展学术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实行弹性学制，予以各方面的支持。

此举意在激励优秀学生潜心研究，为获得更具有挑战性、质量更高的学术成果创造条件，更加突出对博士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六，针对以人为本难题，建立了常态化的博士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相应的“暂缓通过”博士生的帮扶机制。

学校定期召开博士生、博士生导师、院系分管领导座谈会，根据师生建议并结合博士资格考核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考核方案。

各院系在资格考核方案中进一步规范考核流程，明确针对“暂缓通过”博士生的具体帮扶措施。

同时，学校每年开展面向全校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现状问卷调查，及时掌握改革过程中博士生群体的科研、生活现状及关注的问题，较为客观地掌握博士生对改革后的资格考核及奖助政策的反应，从而保证改革对博士生的压力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这一系列难题的突破，解决了当前国内高校博士生教育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关键环节难贯通、培养模式难融合、规模化实施难推进”等顽症，形成了一套面向培养全过程的“四三三”博士生教育改革模式，通过理顺博士生教育质量标准与个性化培养的关系，打通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的“堵点”，

实现了培养模式与机制创新：将全过程培养的教育理念落实为人才全面成长的教育实效；关键环节和机制的创新：贯通完善了入口优化、过程把关、出口弹性的全链条式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运行机制（见图2）；规模化实施与管理创新：构建形成了基于资源统筹、弹性分配原则的校院改革互动新机制（见图3）。

图2 南京大学“四三三”博士培养模式工作流程图

图3 南京大学“四三三”博士培养模式系统图

实施成效

南京大学“四三三”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4年多来，围绕质量核心环节，强化内涵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

第一，严格的中期考核和分流退出机制在全校真正落地

通过对博士生保持适当的压力，并把压力转变成动力，博士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南京大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图4 2014-2016年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执行情况

资格考核的核心就是严格控制质量关。相应的，增加压力的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帮扶和利益诉求机制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进而达到博士生资格考核的真正目的：不是“淘汰”，而是“促优”。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在参加第一次资格考核时结果是“暂缓通过”，而参加第二次考核时其结果已提升为“优秀”。

第二，以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为契机，深化和促进了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

博士生导师的工作动力与分类指导的自觉性得到明显提升，切实将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要求落到了实处。

首先，通过“四三三”培养模式改革，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可细分为五类：即未过关的学生、合格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拔尖的学生和弹性的学生等。导师最清楚所指导的博士生中谁最优秀、谁存在问题，“四三三”培养模式改革有利于导师对博士生进行分类指导，提高投入的针对性； 其次，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频次和时间均有明显的增加。学校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导师在课题科研和实践项目中的指导比例由2015年的60%提高到2016年的71.4%；再次，学校适时对博导评聘制度加以改革，不再关注博导本身的头衔，而是关注其基本资格、岗位资格、招生能力和培养质量，进行全方位监控，更好地与博士生教育改革配合起来，推动博士生导师将更多的时间与注意力投入到招收优秀学生与培养高质量学生上，投入到提升自身的指导水平与科研活力上。第三，全面、有效地提升了南京大学博士生培养质量

首先，博士生的原始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如博士生在学科群一流期刊发表论文由2010年的10篇增加到2015年的65篇；

又如天文与空间技术学院博士生周平在国内率先发现了第一颗磁星，实现了我国脉冲星研究领域零的突破。

其次，博士生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如2016年软件学院多位博士生在软件工程领域顶级国际学术会议FSE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5篇，位列当年度全球高校第一。

又如有数十位博士生在历年的云计算应用大赛、物联网创新应用设计大赛、数据挖掘大赛、电子设计竞赛等各类国内外大赛上获得冠军或者特等奖。

再次，有力地支撑了学校“双一流”建设。

南京大学自然指数（Nature Index，NI）排行从2013年全球43位上升到2017年全球12位；

2016年，南京大学ESI排名中2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16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

以2014~2016年物理学院、天文与空间技术学院和化学化工学院等三个学院的博士生发表的学科顶级论文数为例，博士生高质量的科研产出为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图5 2014~2016年南京大学部分院系博士研究生发表顶级论文情况

体会与思考

南京大学“四三三”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是在学校创新体系战略下落实高校人才培养本源的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深入、不断完善、内涵提升的改革。

简单地说，通过此次改革，南京大学给予了在校博士生选择性发展的路径和差异性起步的平台。

学校通过对博士生的特色化培养，促进了博士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实现了统一改革模式观下博士生的个性化成长和多样性成功。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是在实践中经过长期不断的循环演进和调整。

南京大学在前期博士生教育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四三三”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今后一段时期将继续围绕“立德树人、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改革主线，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以分流淘汰、科教融合、课程改革为改革重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在改革深入推进中，我们将更加注重招生选拔、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国际合作、导师队伍、投入资助等环节在“四三三”博士生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在宏观层面将进一步夯实两个基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多元质量评价机制，和基于综合资源配置的校、院系、学科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

通过不断完善博士生培养模式，使得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在提升动力（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提升质量（核心素养、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和支撑发展（个人发展、学科发展、学校发展）上更上一个新台阶。

国际上公认的大学发展模式有德国模式（如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美国模式（如19世纪起哈佛、耶鲁等高校创新性地开拓了研究生教育）。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处于转型发展中的中国大学需要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深入探索和创新，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进而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高校实际、体现中国大学发展特色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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