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78年3月9日，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他们当年被称为“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更经常地，是被称为“神童”。
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四十年。
“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毫无疑问，“少年班”见证了重新重视知识与人才的改革年代。当年继中科大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历史上都曾经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
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资源有限，将之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除了千挑万选的少年班，全国范围内中小学其实也在广设“精英班”“实验班”“火箭班”或“重点班”，尽管他们的光辉或许没有少年班闪耀。
被选中的“神童”在概念上显然不只是指天禀，还是一种社会期望。换言之，他们的天禀既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等集体，甚至要属于公共利益：被寄望给亲属带来向上流动的利益或高人一等的荣耀，向社会做出非凡的贡献。而一旦他们后来学习或仕途不如意，遭到的却是嘲讽。直到近些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神童”真假事迹报道。
神童也是人
“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
“神童”，并不像字面上所显示的仅指其天赋，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怎么成功的？”正如王安石《伤仲永》这样的名篇所强调的，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其实一贯更偏向强调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后天因素，否则再好的天赋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因而人们本能的反应会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别的教育方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更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样偏重让孩子自由成长，师长则仅仅从旁进行引导。或许正是因此，当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这样介绍“成功经验”的书才能成为超级畅销书。
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希望神童出现。去年爆出的“莱阳神童造假”事件也大抵如此：虽然14岁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录取”的事并未核实，但当地教育局最初却宣称此事“千真万确”、“为莱阳争了光”，仿佛神童的存在不仅是他和他家庭的事，还代表了当地教育质量。这样的好事，当然有人愿意相信。
不过，如果说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那他们却未必是“笑到最后”的人。《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一书中认为，人们对杰出人物早年事迹的兴趣主要是假定这对其将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又或者是其未来成功的先兆，但事实上却未必有因果关系：
在过了那个‘潜在期’以后，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儿童竟是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即在众多的天才儿童中，后来真正成为艺术家的只是少数。我们之所以对这极少数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特别挑选出来，作艺术家传记中的英雄。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调查了210名极具天赋的儿童，但最终发现其中仅有6人（3%）“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与王安石在《伤仲永》中的结论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后天教育方式上的过失，而归结为神童们常会因为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天赋而分心，但伤害最大的则是“神童”这一身份本身带来的负担，她说：“‘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们面临特殊挑战，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此她强调：
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创造力是取得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础。
在这里有一种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即“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它往往会给它的主人带来灾祸”。在2017年春上映的美国电影《天才少女》中，母亲早逝的七岁女孩玛丽是个数学神童，但当她的天份显露出来时，抚养她的舅舅弗兰克却坚持不肯将她送去那种天才少年班，因为他认定，如果玛丽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长大，就会像她母亲黛安那样无法得到自己的幸福：黛安极有天份，但也因此从小被母亲禁锢在家里研究数学，没有娱乐，没有玩伴，也没体会过体育、夏令营或派对带来的欢乐，最终不幸自杀。
与之相反，争夺抚养权的外婆伊芙琳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天才是十亿人里才出一个的稀有物种，人类的进步就靠他们推动，因而让他们过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费了他们的才华，这是不可容忍的。但在弗兰克看来，“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确实是特殊的人，但如果过于强调这种特殊性，那么这种天赋带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幸。
如果由中国人来选择，那大多数人恐怕都会选择伊芙琳这样的思路：如果家里出了一个神童，那就算砸锅卖铁也必须确保他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孩子的生活。必要时，全家人都可以为此作出牺牲。像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职工，但为了照顾儿子的学习生活，都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母亲把工作调到了河北廊坊，父亲则在天津全程陪同他开始大学生活。然而张炘炀在心智上显然仍只是个任性的孩子，他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说，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他就不答辩，也不考博士。
平心而论，看看张炘炀的事迹，他除了早些上大学，别的方面也都很平常。很多神童也是如此，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智力发育早，但未必潜力也一定更强，更不能证明他们在别的方面也同样懂事早熟，相反，他们往往倒是由于过分偏重智力发展，导致生活能力上出现问题。
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少年班的明星，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实话实说》节目中却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四年后，38岁的宁铂突然宣布出家为僧。14岁考入大学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却仅有一门英语及格，被学校责令退学；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读硕士研究生时也遭到退学。这未必是他们“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环给了他们远远超出常人的压力，因为周围人常常都会忘了一个事实：“神童也是人”。
中国天才养成计划
“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被寄望来运用这种能力造福更多人，做出更多贡献。
1978年为神童们创办的少年班或许就是这一想法的产物。虽然这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设立，公开的目的是说“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但毫无疑问，这种中国式特殊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早选拔精英，试图以一个小而精的团体来弥补中国在科技和学术发展上的不足。就逻辑上来说，这就像中国大众体育基础薄弱、国家也没有经费去广泛推动，但可以选拔少量体育人才，去奥运会赛场上争金夺银，确保花费少而又能跻身最前列。简言之，这是适合当时国家需要而创设的一个战略。
实际上，晚清时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也是出自类似目的的举措：由于短期内无法普及教育，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选拔少数精英去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国家指望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能学得新知识后成为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未来栋梁。这种“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想法，在现代中国根深蒂固，最能体现它的还不是大学少年班，而是每个县市都有的重点学校或学校里的强化班。到1981年，全国各地已经确定了4016所重点中学，它们逐渐成了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来源。
根据《无声的革命》一书所论证的，这种中国模式与西方精英教育不一样的是，这些重点学校的精英不仅仅来自上层家庭，而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择优录取，从社会各阶层选拔。这正是因为新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国家建设的需要。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在此，他突出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心态。最早开设少年班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曾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中科大和东南大学、西安交大迄今仍在招生。虽然在培养模式上，少年班的指导思想是“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但毫无疑问，少年班本身就是为了选拔、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尖端人才，因此，没有哪所中国高校曾为文科神童专门开设过少年班，因为国家需要的是科技精英——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甚至还有国家的梦想。
少年班的确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后回头来看，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少年班和重点班本身就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损教育公平。由于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规”的，因而势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规律，简言之，这是“跨越式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人们对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会期望，而在他们表现不如预期时又失望乃至嘲讽，因此，围绕这些神童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他们的早慧和失常这两类，这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严重伤害。正因此，学术界和社会一直对此有争论，认为“神童教育”在本质上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未必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回到了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了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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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神童
“读书无用论”与神童教育并非矛盾
事实上，不仅神童的后续表现常常不如人意，中国历代科举考试的状元，也只有文天祥、张謇等寥寥数人名扬后世，大部分表现都颇为平庸。哈佛女孩刘亦婷，后来虽然人生尚属平顺，但与其当年传遍全国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大的成就。本来，考试成绩所能证明的只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小侧面，且仅偏重于智力层面。但性格、专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往往还更大——当然，还有所谓“运气”和机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恐怕还是要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我们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人们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但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这种心态与对“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换言之，“读书无用论”打击了原先那种试图通过读书来变现的功利心态，自此之后，受教育开始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当官或赚更多钱，因为那些本来就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何况，与以往那种科举人才选拔、天才少年班之类的精英教育不同，现代国家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说，上大学仅是为了让你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而已。
然而话是这么说，每个家长其实又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就。此时，“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个热衷于制造神童的社会，正表明最关注的仍是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这一功能，对人们来说，这种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功本身，始终还是比“读书修身”更激动人心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