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坦 ●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 ●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了技术手段 ●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年坚守，带出一支“雷达铁军”……他就是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刘永坦。1月8日，刘永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证书。
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告诉记者，这款雷达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40年。
给海疆装上“千里眼”：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
严冬时节的山东威海，寒风萧瑟。刘永坦带领团队成员一同检查正在调试的新体制雷达设备，面前是一个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雷达天线阵，天线阵外就是波浪翻滚的大海。此时，年过八旬的刘永坦精神矍铄，满眼欣喜。
如果说雷达是“千里眼”，那么新体制雷达就是练就了“火眼金睛”的“千里眼”，被称为“21世纪的雷达”。它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更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早在1991年，经过10年科研，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那时，身边很多人劝他“功成名就、见好就收”，但刘永坦却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科研成果如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一定要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
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
“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干扰是最大的难题。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他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它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域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他40年坚守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
1936年12月，刘永坦出生在南京。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武汉、宜昌、重庆……刘永坦回忆说，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
“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代表着国人对国家的期许。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大三时，他作为预备师资到清华大学进修，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返回哈工大后组建了无线电工程系。
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刘永坦作为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深造。“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踏出国门的一刻，他发誓要做出一番名堂。
在导师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谢尔曼的指导下，刘永坦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并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正是这次科研，让刘永坦与雷达结缘。
“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1981年秋，毅然回国的刘永坦带回了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刘永坦说，在国外，无论做多少工作，取得多大成就，都是给别人干活。只有回到祖国，才是真正的归属。
然而，要建新体制雷达，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李绍滨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此进行过突击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重重质疑，刘永坦始终坚信：新体制雷达一定能做出来，只是时间和实践的问题。
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得到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认可。
“没有谁会告诉你关键技术，只有咬牙向前走，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从此开始，刘永坦立志要向国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把“冷板凳”坐热：他带领团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
“这件事可能要干一辈子，不光我自己，要集结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新体制雷达是个十足的“冷板凳”。
团队骨干许荣庆、张宁、邓维波等人都说，刘老师是学术上的干将，更是团队里的帅才，他懂得如何调动大家一起攻关。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
“不能给科研留死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团队所有成员都流泪了，是成功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
40年里，刘永坦的团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成为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
“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刘永坦一干就是40年。不以困难为断点，不以成就为终点，这种科研精神对后辈来说是激励，更是向导。”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说。
刚领完奖，这位“80后”老院士又许下了新的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能更优，更好保卫祖国海疆。
刘永坦 ●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 ●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了技术手段 ●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40年坚守，带出一支“雷达铁军”……他就是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刘永坦。1月8日，刘永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证书。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告诉记者，这款雷达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40年。给海疆装上“千里眼”：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严冬时节的山东威海，寒风萧瑟。刘永坦带领团队成员一同检查正在调试的新体制雷达设备，面前是一个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雷达天线阵，天线阵外就是波浪翻滚的大海。此时，年过八旬的刘永坦精神矍铄，满眼欣喜。如果说雷达是“千里眼”，那么新体制雷达就是练就了“火眼金睛”的“千里眼”，被称为“21世纪的雷达”。它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更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都有着重要作用。早在1991年，经过10年科研，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那时，身边很多人劝他“功成名就、见好就收”，但刘永坦却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科研成果如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一定要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干扰是最大的难题。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他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它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域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他40年坚守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1936年12月，刘永坦出生在南京。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武汉、宜昌、重庆……刘永坦回忆说，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代表着国人对国家的期许。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大三时，他作为预备师资到清华大学进修，开始接触无线电技术，返回哈工大后组建了无线电工程系。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刘永坦作为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深造。“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踏出国门的一刻，他发誓要做出一番名堂。在导师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谢尔曼的指导下，刘永坦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并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正是这次科研，让刘永坦与雷达结缘。“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1981年秋，毅然回国的刘永坦带回了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刘永坦说，在国外，无论做多少工作，取得多大成就，都是给别人干活。只有回到祖国，才是真正的归属。然而，要建新体制雷达，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李绍滨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此进行过突击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面对重重质疑，刘永坦始终坚信：新体制雷达一定能做出来，只是时间和实践的问题。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得到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认可。“没有谁会告诉你关键技术，只有咬牙向前走，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从此开始，刘永坦立志要向国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冷板凳”坐热：他带领团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这件事可能要干一辈子，不光我自己，要集结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新体制雷达是个十足的“冷板凳”。团队骨干许荣庆、张宁、邓维波等人都说，刘老师是学术上的干将，更是团队里的帅才，他懂得如何调动大家一起攻关。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不能给科研留死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团队所有成员都流泪了，是成功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40年里，刘永坦的团队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成为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建立起一支雷达科研“铁军”。“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刘永坦一干就是40年。不以困难为断点，不以成就为终点，这种科研精神对后辈来说是激励，更是向导。”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说。刚领完奖，这位“80后”老院士又许下了新的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能更优，更好保卫祖国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