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奇特的唐代童子填鸭陶俑

　　武威市博物馆藏有一对唐代童子填鸭陶俑（原名抱鸟童子陶俑），1997年甘肃武威高坝二队唐墓出土。这种造型的陶俑不仅在该馆的藏品中是唯一的，即使在国内出土的同类陪葬俑中也很少见。这两件藏品大小、样式几乎一模一样，且保存完好，今择选其一介绍如下。

　　唐代童子填鸭陶俑（见图），造型为童子抱鸭跪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上，泥质红陶，通高29厘米，童子肩宽12厘米，底座直径14.5厘米。童子右腿跪坐，左腿曲立，怀抱一鸭，左臂环抱鸭颈，右臂抱鸭尾，身体前倾，头紧贴鸭的颈部，迫使鸭保持头部上扬。童子微低首，唇紧闭，紧抱鸭子。鸭嘴大张，作奋力挣扎状。一漏斗形器插在鸭的嘴中。作品通体施白彩和粉红色彩。童子圆脸，发髻中分顺着额头向鬃角两边梳成圆弧状，人物造型丰满；鸭子挣脱束缚的左翅、身上的纹路、大睁的眼睛都表现得栩栩如生，是典型的唐代雕塑。同时出土的还有二十多件唐三彩，有镇墓兽、人物俑、骆驼俑等。

　　这一对器物表现的是填鸭的场景。填鸭，顾名思义，就是人为给鸭填食促使其快速增肥，鸭嘴中漏斗形器就是方便给鸭填食的填鸭器。

　　关于填鸭的由来，有资料记载，自明成祖于十五世纪初由南京迁都北京后，北京地区的养鸭事业逐渐发展了起来。原因是当时为了南粮北调，朝廷动员大量民工疏通运河。运河畅通后，南粮源源不断运往京城，史称“岁漕四百万石”。由于漕运管理欠妥，落入河内的粮米不计其数。北京运河一带的鸭子，长期以这些散落的粮米为食，体型、肉质逐渐起了变化。正如乾隆年间的才子袁枚所说：“谷味之鸭，其膘肥而色白。”以后，经过北京地区劳动人民的长期精心喂养，优胜劣汰，用人工“填鸭”法，培育出肉质肥嫩、体大皮薄的北京填鸭。用北京填鸭烤出的鸭子，皮层酥脆，肉质肥嫩，颜色鲜艳，味道香美，油多不腻，百尝不厌，成为京师第一特产。至清朝，北京烤鸭已成为常见的佳肴，亲戚朋友之间也常以烤鸭为厚礼相互馈赠。道光年间梁章钜编著的《归田琐记》就有记载：“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赠。”北京地方史籍和文人墨客诗词中对北京填鸭（烤鸭）的记载和赞美屡见不鲜。这个记载说明北京是北京填鸭的发源地，而且至今仍为主要生产基地，但从填鸭的文献记载可知，填鸭技术肯定不是始于明朝，而要更早。

　　就目前能找到的资料，最早的记载是我国南北朝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是一本荟萃古今中外农业科学知识的大型工具书，该书记载填鸭叫“填嗉”法，其目的是为了使鸭子快速增肥。后来的填鸭法应是从此借鉴发展而来。从此记载可知，填鸭的方法很早，最起码南北朝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人工给鸭子增肥了。

　　武威古称凉州，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自从汉武帝开河西四郡以来，武威就一直作为战略要地为兵家所重视。汉唐时河西为少数民族所占领，此地水草丰美，是少数民族游牧之地。整个唐代三百多年间，凉州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资治通鉴》中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唐朝国力强盛，版图广大，凉州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和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成为我国西部的都会。《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中就有“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的记载。从这件随葬品看，唐时武威不但养鸭而且养鸭已有相当的规模，人们已在探索人工给鸭子催肥，发展鸭经济，从而改变饮食结构，这是社会进步、生活质量提高的体现。从田霈文《怎么填鸭》中的填鸭饲料基本都是北方的农作物也可证明填鸭在北方很流行，这也从侧面为北京填鸭源远流长提供了佐证。

　　“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一对童子填鸭陶俑可反映出唐时凉州经济繁荣、农业及饲养业生活的丰富多彩。用漏斗形器填食，尤其是流食应该比后来的橡皮管方便好用。武威地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填鸭的优点，并在生活中实践了这种做法。目前尽管没有找到相关文字记载，但随葬品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填鸭没能在武威地区流传下来，或许是后来气候变化，河西不再是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地方，不再适宜大量养鸭，故而填鸭技术在此地未能普及流传。（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