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个月里，留学咨询师顾欣旖和同事们，一直被“还出不出得去？”“出不去怎么办？”的问题包围。
越临近7月，这种情绪就变得越发焦灼。
近两个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频繁变动：暂停哈佛等校招收国际新生资格、全面叫停学生签证面谈……上月又突然宣布恢复办理国际学生签证，但同时要求审查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账户……
多年来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直到2023-2024年度，印度超越中国成为在美留学生最大生源地。这一年，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相比峰值时的2019-2020年度下降约25%，降至10年前的水平。
而在纯学历回报收益逐渐减弱的今天，依然有人坚定地选择赴美留学。当留学生开启异国求学之路后，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学业的压力，还有社交、身份等带来的冲击。
留学，究竟给留学生们带来了什么？当“风暴”袭来，在美和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们除了直面风险和不确定，也有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留学的意义。
不安的留学生、申请者
4月底，胡旋接到蓝条的那一天，她注意到，和她同时递签的好几个人，因为专业敏感，陆续从签证官那里收到了白条。
随着蓝条到手，胡旋终于迈过了赴美留学的必经关卡——拿到了赴美学生F1签证，以为申请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过签的蓝条。 受访者提供
但她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一连串的政策被家人们转发到她的手机上。一切的消息仿佛都在表明，对于胡旋这样即将赴美的留学生而言，空间似乎越来越收紧，而未来的留学生活也变得不确定起来。
王琪认为，美国不会放弃留学生。“留学生对于美国高校来说，是比较大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像我这么贵的学生。”但每出一个新政策，王琪的心里都会一紧。今年夏天，她即将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项目。项目组的老师不断给她发邮件，询问签证最新进展，“但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没能给出什么解决办法”。
大三时，王琪曾赴美交换，当时她拿到5年有效期的签证。王琪陷入了纠结：如果使用还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她怕被问到为何交换学校和硕士学校不一致的问题；但如果此刻重新申请，一旦签证出了问题，又会耽误入学。怕出岔子的王琪还是决定使用过去的签证。
5月27日这一天，顾欣旖服务的学员里有人刚收到学校发来的用于申请赴美签证的I-20表格，就看到暂停学生签证的新闻，“然后就无法预约面签了”。
突如其来的政策搅乱了很多人的计划，而每年五六月，都是赴美留学生预约面签的高峰期，“很多人在8月开学，他们希望能在7月中旬前把签证的事搞定。”顾欣旖提到。
相比之下，马媛收到的拒签，更早结束了这种焦虑。“本科是某工业大学？”马媛只被签证官询问了这一个问题。给出肯定答复后，马媛就收到了对面递来的拒签白条。2020年5月，特朗普签署了10043号总统禁令，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或限制有关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获得F类（留学）或者J类（交流访问）签证进入美国。
后来，马媛得知，她的专业也挡住了她去往美国留学的路——土木工程属于美国限制留学生签证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
实际上，早在特朗普上一任期，赴美留学生们便已经历过一波动荡。2018年，特朗普政府收紧了STEM专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这些受限专业留学生的签证从5年缩短为1年。然而，这些领域几乎覆盖了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最主流的专业。
更大的不确定性，笼罩着已经踏上美国土地的学子。郑元所在的普渡大学，中国学生数量近年来本就在缓慢下降。然而，今年春天事态急转直下，仍超出了他和同学们的预料。郑元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不少帖子：普渡大学突然撤销许多中国申请者的录取通知书（Offer），甚至有些学生的I-20表格（申请F1签证的必要文件）已经办妥，签证也已经下发，Offer依然被收回。
很快，这股寒流就吹到了他身边的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签证毫无预兆地被撤销，原因仅仅是在一次酒吧小聚中，与邻座发生了些许口角争执。
恐慌瞬间蔓延。郑元后来得知，仅仅到今年4月份，就有约4000名国际学生的签证遭遇撤销。他的朋友和部分学生通过加入律所组织的集体诉讼，在多方压力下恢复了签证，“但是不会再发新的签证，他可以安全待在美国，但是一旦离开美国，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郑元提到。这意味着，他们被“锁”在了美国境内，与家人团聚成为奢望，更遑论国际学术交流。
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从2012年起，访谈了美国50多所高校和中国9所高中500多名中国本科留学生，并将七年的研究写成《留学的孩子》一书。她告诉记者，除了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政府对于本土高校打压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层层传导向国际学生。她认识的不少美国高校教授，也处于焦虑和失望中。“美国不少大学开始出现财政困难，出钱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项目在很多学校开始缩小，甚至直接停了。而读PhD项目的国际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对他们来说，机会的确在减少。”马颖毅说。
身份、签证和前路
最近的动荡，让于浩觉得几年前的“噩梦”重演。那时刚拿到研究生Offer的他，被夹在两股不可抗力之间：国内美国领馆因故关闭，签证无门；而大洋彼岸的学校则坚决不同意提供远程网课选项。进退维谷的煎熬持续了半年，学校终于同意他延迟入学。抓住这短暂窗口期，他不得不花了远超正常票价数倍的价格从“黄牛”手中购得一张经济舱机票，才得以成行。更糟糕的是，入境时，他被海关官员带进俗称的“小黑屋”，经历了长达3小时的盘问和等待。
“当时的政策给我的留学造成了非常多的困难，也因此吃了很多苦。”于浩说。
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敏感的机器人技术，签证官只批给了他一年有效期的F1签证。在为期两年的研究生生涯中，于浩无法回国探亲。
而他留美工作的热情，也从刚刚进入美国时的高涨，到毕业后完全消失了。于浩并非没想过留美，但找工作时，只要把“需要工作签证赞助（H-1B）”一栏打上勾，投出的简历，基本都石沉大海。即使有内推机会，也往往杳无音信。
于浩逐渐看清了那道“身份”的屏障。作为国际学生，想要长期留美工作，需要雇主愿意且有能力赞助H-1B工作签证，但H-1B签证实行抽签制，中签率并不高。这意味着雇主需要先行投入几千美元的成本和大量精力。于浩理解在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雇主们会选择用脚投票，倾向于本就有身份的求职者。
比眼前求职困境影响更深远的是那道众所周知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如果你是亚洲人，你最后事业发展一定会碰到一个天花板，所以我更愿意回国来我自己熟悉的领域，无论是实现我个人的价值，还是作为中国人在技术空间领域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研究生毕业后，在同时拿到中美两地的工作Offer后，于浩决定回国发展。
即使像刘宇一样，在美读完两年硕士找到满意工作并成功抽中H-1B签证，也远非踏上坦途。相反，他告诉记者，很多留美工作的人自嘲被困在其中，成为“H-1B的奴隶”。
刘宇在美工作的几年里，因为H-1B只有一年有效期，每一次回国，他都要重新面签，也要反复经历过签时可能遭遇审查延误甚至拒签，导致无法返岗的风险。而他的印度同事，H-1B签证的有效期却有三年。风险让很多人多年不敢回国，他们也不敢轻易跳槽，面对雇主的额外要求或不公待遇，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害怕失业——一旦失业超过60天，就必须离开美国。“尤其是那些读过敏感专业，又身处更敏感行业的人。”刘宇感慨，“这样的日子过得也挺可悲的。”
雪上加霜的是生活成本飙升。工作几年后，刘宇发现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物价的涨幅。“逐渐存不下钱了。”近两年，他的房租涨幅接近50%。“但凡想稍微改善下居住条件，基本房租翻倍。”不想再反复面对签证折磨的刘宇，卡在即将30岁的节点上，最终决定回国。
位于纽约法拉盛一个停车场的收费情况，这几年他不得不面临越来越高的在美生活成本。 受访者提供
无形的政治社会压力，也迫使留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小心翼翼。今年1月入境前，吴迪仔细地查了一遍自己的社交媒体和相册，删去了军训时拍下的照片。她从芝加哥机场落地，顺利入关，没有被仔细检查。在出发前，吴迪查询了美国各大机场入境的严格程度，“如果一个机场臭名昭著的话，我肯定就会换一个机场，到境内再坐飞机或者火车。”
已经顺利拿到签证的胡旋，也会担心，之后入境时，会不会比以往更严格。递签时，在社交账号那里，胡旋填上了多年没用过的QQ号。但签证重启后的申请者，没有她那么幸运，有申请者面签后收到邮件，要求提供5年内使用的社交账号，且把范围设为公开，取消微信三天可见。
现在的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风险、机遇和成长
当愈发高昂的费用与日益渺茫的留美前景并存，为何美国依然是许多中国学子的选择？答案或许藏在风暴中心，个体的淬炼与成长之中。
抵达美国后，现实的冲击往往比想象中更为猛烈。郑元和吴迪，都经历了从国内本科转学到美国高校的剧烈转变。首当其冲的是远超想象的课业压力。郑元每个学期都得紧绷着扑在巨大的作业量上，他对比了国内和现在都修过的一门计算机课程，“在国内，一个学期下来，哪怕很认真的同学，可能也就写几千行代码。但在这里，作业量至少是好几万行代码。”
吴迪则疲于应付美国高校普遍重视的“过程性考核”。她上学期的一门课程，每两周就有一次计入总分的考试，“过程非常痛苦。”
郑元想起刚刚抵达美国时，自己首先需要克服的是扑面而来的孤独感。“在这里哪怕同专业的人，课程安排也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上课时见一面，下课后就没什么联系了。”最初，郑元甚至有一两个星期都没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
留学后，他过上了万事都要自己操心的日子。为了能够尽量省钱，郑元早上会去物业拿两瓶免费的水。他还加入了一个免费的食物群，有活动就去拿些免费的披萨或其他食物。他把每日开销控制在二三十美元内，中午一般会和同学去麦当劳吃5美元的“穷鬼”套餐，晚上去学校食堂，花13美元吃一顿自助餐。
报税、处理银行卡、选课、租房都只能靠自己，甚至是房间的报警器坏了，郑元都要学会去维修。“在国内，这些事情都是学校或者爸妈操心的，到这里才发现，每天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带着爸妈“多融入当地文化，走出华人小圈子”的嘱托来到美国后，郑元发现，“有很多困难，当地人跟我们不是一个处境，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也帮不上忙。同一属性的留学生，才能够互相帮助，一起克服困难。”为了完成非常复杂的报税流程，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研究了一个多星期才弄完。
即使在华人圈里，吴迪也觉得，比起在国内，这里很难交到知心朋友。吴迪更多只能去看书、思考，找一点事情做来应对孤独。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些独在异乡的年轻人，开始被迫学会独立，快速成长。
两年里，刘宇深入观察和分析美国及国内的就业市场动态、行业趋势、求职资源。“我去美国的目的很简单，不是去浪费父母钱的，我毕业了需要立刻开始找工作，当然要把这个事情搞懂。”留学赋予的自由时间，让他可以更专注目标。
吴迪开始学会“主动出击”。她深知成为教授研究助理对申请研究生和寻找高质量实习有巨大助力。“如果你想参加教授的项目，就得自己主动给教授发邮件，比如在Google Scholar看教授的文章，觉得感兴趣，就写邮件说自己的能力、兴趣，问能不能加入研究。”吴迪给全学院几乎所有老师发去了邮件，介绍自己的情况、表达想要成为助理的强烈意愿。努力没有白费，下个学期，她将成为一位教授的研究助理。
这种经历也改变了她的社交观。以前她觉得社交就是为了玩。现在她感到，通过有目的的社交去争取资源、达成目标，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她提到一位朋友的成功案例：通过在LinkedIn上主动联系校友，真诚地请求“咖啡面谈”推荐自己，最终拿到了苹果公司圣地亚哥分公司一份月薪达8000美元的实习机会。
相较于本科阶段，郑元感受到，现在的学校和环境，给他带来了更多机会。如今他的社交圈里有在斯坦福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的学长，有普林斯顿的教授，还有在Open AI等前沿机构工作的同学，“在社交的时候会帮助我认识到更多的人，在这里会有种被资源选择的感觉。”
前不久，郑元收到了亚马逊的实习Offer。这对于想要留美工作的他，迈出了第一步。他很难说清自己对美国留学的复杂感情，甚至还会怀念在国内更熟悉的生活，但他还是觉得，从个人能力提升、视野拓展以及未来职业发展（包括赚钱潜力）的角度来说，留学依然值得。
祛魅后，留学价值几何
7月3日，美国“大而美”法案正式通过，其中大幅提高了美国富裕私立大学（如常春藤盟校、斯坦福、MIT等）捐赠基金的税率，还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大刀阔斧削减联邦教育支出。美国大学进一步陷入财政危机，也让留美的风险和性价比进一步摇摆。
“美国大学上一轮经历的财政危机，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当时很多美国高校特别是公立学校，解决方法之一是招募国际学生，适逢中国经济和中产的崛起，中国本科留学生的数量也在那段时间之后有非常明显的增长。”马颖毅告诉记者。
然而，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和过去很不一样的现在，马颖毅觉得，美国高校如果想再一次利用扩招国际学生的方案来应对财政危机，很难如过去那般行之有效。
马颖毅认为，美国高校肯定不会放弃国际学生，也一直都希望能够让国际学生的生源背景更加多元化。“近些年美国高校的越南、中东的国际学生，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和需求。”她提到。
同时，她观察到一个新趋势：随着中国顶尖高校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排名不断提升，美国正在失去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国内或选择其他顶尖学府深造。但对于985、211或下一层级院校的学生来说，赴美留学仍有很强的吸引力，马颖毅说，“甚至一些二本院校的学生，如果比较会包装，或者拥有足够亮眼的申请背景和成绩，也有可能申请到顶尖美国学校的硕士，实现教育的一种阶层跃升。”
在她看来，中国学生和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互相需要的，“只要中美关系的门是打开的，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大学这种互相需要的关系，仍然是可持续的。”
顾欣旖作为一线留学咨询师，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国内社会对留学看法的变化。她指出，不同于早年间被捧上神坛、自带光环的“海归”，“现在大家对于海外学历已经‘祛魅’了。用人单位最关心的是你‘好不好用’，跟你是不是有美国学历没有太大关系。”在她看来，当下留美就业的困难，也影响了潜在申请者和家庭对赴美留学的预期和评价。纯粹依靠一纸文凭就能获得高额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学历的“硬通货”属性明显减弱，“大家的选择是可以预见的。”
王琪对“性价比”的下降有切身体会。家里为她赴康奈尔大学攻读一年半的硕士项目，准备了150万元到200万元人民币的预算。高昂的投入让她甚至考虑是否主动将项目延长至两年。“大家普遍觉得1年制的项目比较水，如果我能在美国待2年的话，我会有两个暑期可以去实习，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
本科学校并不太亮眼的王琪，想通过在美读一所排名靠前的高校，为自己的简历增色。“相较于其他国家，对于我们这种成绩不算是非常顶尖，而且不打算冲博士的人来说，美国有大量的好学校和各种各样的项目可以选择。”但她直言，家里一度也曾纠结，如果没有申请到康奈尔，还要不要去美国，要不要考虑别的国家。“美国留学的性价比确实在降低。”王琪冷静地分析。
刘宇毕业那年，同学里超过70%的人选择了毕业后直接回国。
在美工作数年后回国，刘宇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在求职面试过程中，他有一个清晰的感受：“没人会因为你留过学夸你，没人特别在意你是哪个学校毕业，更不会因为你有美国留学和工作经历就给你套上光环，只看重你做了什么事。”
这种“祛魅”，反而让他更珍视留学带给他真正的内核价值。“我在美国的时候，没有一天放弃过思考：如果有一天我要回国，我能干什么？”他把这种持续思考未来、主动规划人生的能力，归因于留学经历对他的塑造。他自称不仅在学习专业知识，更在时刻观察和对比国内外的发展、行业的变化、就业市场的动向，“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都很清楚”。
对于浩而言，留学带给他最核心的财富，是“学会如何学习”。“美国的教育方式跟中国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教授在课堂上只会讲很小一部分”，大量的知识需要自己课后去消化和拓展，“尤其到了真正的科研岗位，你会发现，一个人之前所能积累的知识是有限的，而知识本身又在飞速不停更新迭代。学会如何去学习，如何去找材料，如何去研究，如何去找人，什么时候该找什么样的人去寻求帮助，在整个留学过程中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于浩觉得，这些收益也一直延续到了工作中。
在越来越多人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留学的今天，于浩更愿意从人生体验的维度去理解其价值。于浩说，留学留下的印记和带来的回报，不应该单纯用金钱数字或者地位高低去衡量。“它是我人生当中的一部分，也是构成我现在意识的重要一部分”，参与塑造了认知、视野和价值观。他庆幸在年轻时获得了这样一个“拓宽人生宽度”的机会，得以亲眼观察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应对挑战。这让他更坚定了自己未来想走的路。
然而，于浩的经历也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警示。他回忆起几年前的一天，自己在校园里跑步。突然，一个陌生的白人中年男子冲过来冲他吼道：“滚回去！” 这突如其来的恶意攻击，并非来自极端分子，而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美国民众，让于浩第一次在这个国家感到了真实的恐惧。“我很愤怒，因为这是我的学校，而且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我也很害怕，因为我是一个留学生，我不是美国公民，如果他真的攻击我或者怎么样，如果执法机构不站在我这一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段经历让他觉得，在当下选择赴美留学，必须将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纳入最现实的考量。“它是真真正正会反映到你实际的学习和生活上的，且不是你个人能够对抗的，你没有办法去忽略它。”
但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刻，顾欣旖觉得，这是一个契机，迫使每一个打算留学、正在留学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留学的目标，“想要什么？自己的水平到底如何？未来能够干什么？”
8月，胡旋即将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开弓没有回头箭”，最近她时常用这句话安慰自己。
“政策可能还会变化，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况且，控制权确实不在我手里。”她所能做的，就是专注于规划眼前的事，为即将到来的PhD生涯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