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文物在：祝勇长篇新作《国宝》重建文物南迁之路

  2025年2月2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作家祝勇的最新长篇小说《国宝》，并于红楼公共藏书楼举办了以“人在，文物在”为主题的新书发布活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及本书作者祝勇一起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孟盛楠担任主持，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也出席了发布会。

臧永清

  《国宝》近六十万言的篇幅，以宏阔的笔力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已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三期名单。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以家映国，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国宝》用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以精彩的故事重建南迁之路，投笔一代故宫人的守藏之心于纸上，大义凛然，根魂毕现。

  一、裂帛回响：历史的文学重构与记忆重生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驶出北平紫禁城。一万多个木箱在寒冬中沉默地向南移动，箱内封存着华夏八千年的文明基因——商周青铜铭刻着最初的礼乐，唐宋书画凝结着文脉的温度，明清瓷器流淌着技法的精魂。而此时，东三省的硝烟已烧至山海关，日军铁蹄步步紧逼，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了确保文明的根脉永续，故宫博物院组织动员，将文物分批南迁。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在谈到创作背景时透露，祝勇为还原历史真实，曾跟随两岸故宫南迁路线重走万里，采访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原型之一的庄尚严他的后人庄灵在内的多位亲历者。了解越多，祝勇越是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难以尽述之处。为此，祝勇又写出一本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202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纵然如此，他还是觉得有很多话没说出来。“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全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都不行了。”长篇小说《国宝》由此诞生。

  南迁过后，这些珍品最终近乎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这场前所未有的文物大迁徙，在战火纷飞中铸就了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李文儒院长感慨，故宫文物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和路途，又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真的不可想象，居然基本没有损伤。这是故宫人的誓言：人在，文物在。而《国宝》让这段“文化抗战”重新鲜活。

  2025年正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92年后的今天，作家祝勇以这段尘封的历史为经纬，耗时数载，完成六十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国宝》。这不仅是故宫文物南迁史的文学再现，更是一个民族文明基因的觉醒之旅。

祝勇

  二、家国同构：以“一家之离散”，见“一国之荣辱”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在北方当代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过长江、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史料记载那么多无名者参与运输，或许是时候通过文学的显微镜，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那文松”们重获面容。

李文儒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要用一个小说作品去呈现，并不容易。《国宝》选择重点塑造一个叫那文松的故宫人。小说围绕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梁晓声

  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在分享阅读感悟时特别强调：“《国宝》这部长篇小说，对南迁这一事件文学性叙事，我个人觉得是填补空白之作。作家并没有局限于对那一大事件之势的叙事，同时写了诸位国宝保护人及他们的家庭，写亲人、家族之命运的悲欢离合。”正如主持人孟盛楠提到的，祝勇在小说中对梅遇影喜欢叠被子的细腻描写，看似日常的生活场景，实则蕴含着乱世中人们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三、器道相生：文物叙事中的人性辉光与精神图腾

  《国宝》不仅是一部关于文化守护的历险之作，更是一封向故宫文物的深情致敬。小说将艺术品的命运与人性的挣扎交织，以鲜为人知的文物技术与艺术知识，唤醒读者对文化与美的重新认知。正如臧永清社长在致辞中所说：“祝勇倾尽毕生所学，在小说中注入他喜欢文物包括书画等，信手拈来地写下他对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作品的认识和欣赏。但他不是掉书袋，不是故意炫技，每一处都用得那么熨帖。”

  同时，以历史为骨，以人性为魂，《国宝》描绘了抗战背景下文化守护者的群像，在严酷历史中对人性微光的捕捉——正如构建了一座“颠簸中的文明基因库”。他们的坚守与挣扎，成就了艺术与信仰的至高光辉，也彰显了人类面对极端环境时的深刻抉择。他们用血与泪护佑历史，用骨与魂延续文明。五千年文明的根脉与结晶，紫禁城帝王的集藏与凝聚，与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一道，在艰难跋涉中光芒未灭。器物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文明存续的活体见证。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对此评论道：“《国宝》到了小说结尾也特别收得住，人在文物在，家在国也在。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是极棒的历程，有空间的，有时间的，在一个特定年代里面呈现给我们二十世纪中国人护宝的精神。”

邱华栋

  四、笔墨春秋：创作观与文体的双重突围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的“新散文运动”的一员大将，祝勇在散文领域内深耕多年。从“布老虎丛书”到故宫系列书写，“祝勇散文”已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标牌。

  然而，从散文到小说的转型并非易事。祝勇透露，《国宝》初稿因“太贴史实”被《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否定，他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毅然删改十余稿，读中改、改中读，终将纪实骨架转化为虚构的血肉，完成了最终的艺术升华。祝勇回忆：“这部书写了五年，不断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

  从《故宫文物南迁》的史笔峥嵘到《国宝》的诗性磅礴，祝勇做到了从散文到小说，从史海钩沉到文学虚构的华丽转身。

  小说是历史的重构，也是文化记忆的唤醒。《国宝》以虚构的力量，重现残酷而复杂的抗战现场；以笔为刃，划开岁月迷雾，重现故宫文物南迁这段传奇的文化征程。每一处险境都步步惊心，每一段历史都充满悲壮。那些未曾遗忘的历史细节如同残酷时代里的精神光芒，照亮了人类抵御遗忘的勇气。

  当大英博物馆的文物在战乱中散佚，当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在炮火里崩塌，回望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的文化遗产保卫战，《国宝》的追问振聋发聩：一个民族的尊严，从不是看它能征服多少土地，而是看它愿以多大的虔诚守护文明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