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出版：从历史经验探讨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当前，我们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秩序波诡云翳，变幻莫测，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更加重了这一趋势。受外部环境与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如何开新局，是全民关注的重大问题。面临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双重变化令人不禁发问，我们应如何理解所置身其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底层机制与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中国又应如何应对其中的危机与挑战？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一书以宏阔的视野、扎实的学理基础、清晰的论证，回应了上述一系列问题。该书作者，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着眼于当下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国内的政经形势，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并且从中国出发，以百年为尺，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今天，探讨今日的挑战与此前历史经验的共性，追索可为今日借鉴之药方。

高柏

  1月4日，《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作者、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封凯栋等学者在三联学术论坛中，围绕《把脉》一书，以“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的未来”为题，从国际秩序、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等多个面向，共同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深刻变化及其实质，从历史经验出发，思考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当下挑战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活动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雷少华主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逻辑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脉》开篇提出，即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百年前，这三个历史周期的同频共振导致第一次世界爆发、金本位崩溃、大萧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蔓延，最终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者认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三个历史周期又一次出现同频共振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将世界推向与百年前十分相似的局面。如果希望充分理解世界今天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并在此背景中思考中国的未来，我们不仅要看一个世纪前所发生的，而且要看到世界大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应对两次大变局的，进而探讨这些国家及中国所走过的路对今后的选择有何启示。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编聚焦巨变中的世界秩序，探讨全球化逆转和霸权更迭的因果机制，以及所引起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秩序中的深刻变化。

  作者化用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在释放市场力量与社会保护的两端呈钟摆式摆动的讨论，将其概念化为全球化钟摆运动，指出全球化并不是线性的。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化处于扩张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兴起，全球贸易和生产扩张，这带动了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和金融的扩张，致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产生了全球化的受损阶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全球化出现危机，人们期待政府提供社会保护时，政策范式的沿用反而使得矛盾更加突出，进而加速了全球化逆转的进程。

  世界经济秩序方面，书中聚焦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变化。在冷战的特殊条件下，美国为得到盟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一度对盟国开放市场，却允许盟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促成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反而削弱了美国主导的战后金融和贸易秩序。近年，在俄乌危机爆发后，全球南方国家纷纷出现对西方主导的金融秩序去风险行为，美元本位制势必得到削弱，呼之欲出的金砖货币将给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改革提供新的可能性。

  在国际秩序变化的背景下，书中进一步讨论中国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关系，分析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冲突发展的原因和过程。在国家层面，国际贸易的本质是综合利益的交换。在国家之间的综合利益发生较大变化时，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对变化中的利益结构的认知非常重要，及时调整贸易利益分配，找到新的利益均衡点是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课题

  在日趋激烈的新的外部环境中，逆全球化在进一步加剧，全球化逆转往往带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加之科技革命的出现，带来既存霸权国家的地位被削弱、对既有组织形式的颠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得到重新界定、确立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这一系列变化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极其深刻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中国经济所“把”之“脉”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休养生息”，即着力解决国内解决资源配置与分配方面的问题，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向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另一个方向是“强筋健骨”，则指产业升级换代，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发挥后发优势，借助产业政策，跨越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阶段，打造高新技术产业，打造中国的竞争优势。在此，作者在新结构经济学、波特竞争优势菱形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产业政策-竞争优势”六力模型，讨论在经济体层面，政府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一个经济体内的企业或产业相对于其他经济体内的企业或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以中国政府如何发展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为范例展开分析。

  姚洋教授表示，中国已经到了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稍微放松的时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弦绷得非常紧，一路都在赶超，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足够高了，需要超出“赶超”的语境，一定要增加国内需求，建议多增加社会福利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我们提倡的是“共同富裕”，但不要搞成发达国家那种福利社会，福利社会是养懒人的，不能掉入那个陷阱。中国社会主义福利建设的路子应该投资于民，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增加他们的能力，比如提高农村人口的养老、教育水平，让普通的老百姓有生活保障。

  雷少华认为，中国对全球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一个传统的稀有资源的存量发展变成了一个可再生资源的增量发展。中国经济产业发展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如果传统的经济还在依附于西方市场、西方的消费体系，依附于传统的能源角度，它很可能就处于相对发展受限或者相对发展受阻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大量的外贸企业处在一个相对困境的状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整个经济体系放在了中国新增增量的发展模式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新兴的市场发展，就比如说很多投资、很多的外贸转向了“一带一路”国家，很多科技、产业的发展走向了以可再生能源，可再生增量的模式，比如新能源汽车、比如无人机等等这一系列领域。过去是一种通过经济学的交易和分配和国际关系里的战争与屠杀的抢夺模式转向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合作、发展模式。这个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从学术来讲也改变了经济学建立在稀缺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关系建立在争夺基础上的变化。所以无论从现实还是从学术，将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这个世界慢慢从稀缺的存量，转向可再生增量的发展，从而也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产业一个新的方向。如果还依托于传统的国际西方为河心的国际贸易体系，那么这个发展的路将会越来越窄。而如果走向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增量发展的国际贸易体系，这条路将会越来越宽。

  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

  值得关注的是，全书提出一个理解国际经济秩序与一国政治经济事务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分析，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系变化的分析，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关于一国经济体制的类型及其内部的制度逻辑如何影响该国应对外部环境巨变的分析。这里的三个层面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既照顾到了宏观格局，又涉及微观事项。

  以这一框架看当代，书中提出，中国的国家建设亟须一次历史性补课，对改革开放以来渗透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效率至上原则做出重要修正，发展能在逆全球化时代各种严峻的挑战面前以公平公正为原则有效保护社会的福利国家，更关键的是彻底打通福利国家与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任督二脉，让前者成为支撑后者运行的基础。能否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本世纪中国式社会主义能否应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挑战，也将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否避免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

  此处，对作者的背景做一点补充。作者高柏，50年代生人，恢复高考后考入北大，86年留美，9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供职于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至今。作者虽然去国多年，但一直有一颗“中国心”，早年从事日本研究，问题意识与中国的时代处境息息相关：关注后发国家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和讨论一国经济体制如何应对开放经济环境的《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其后，他的研究着力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研究，讨论中国如何在全球层面建立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以陆权对冲蓝海战略。近年，在紧密追踪国际秩序变化的同时，着重关注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侧重产业政策和高新技术产业。他既有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训练，又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他对日本、美国、德国这些“后发”国家的发展历程有深入研究，兼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储备，因此在讨论当代问题，尤其是与中国发展相关的诸多问题时，暗含比较和历史的视野，格局宏阔，加之具有严格的学理上的支撑与关切，极具前瞻性和预测性。作为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的拥趸，他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性（agency）的作用，相信依靠人的努力会改变结构变化的宿命。这也是他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变局的思考背后的理论依据。在书中的分析可以就中国经济的分析而言，在认识到中国发展面临的种种结构性问题与限制的基础上，他仍然持建设性态度，反对“唱衰论”。而本书的核心框架，是高柏积三十余年之功，对现实问题研究不断总结、爬梳、建构、反刍而形成的。

  来源：新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