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一八艺社”

姚馥的学生信息表，1928年。 胡一川藏。

《挑夫》，夏朋，木刻，12.7×15.6cm，1934年。

《饥民》，胡以撰，刊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特刊》，1931年。

“艺为星火:一八艺社的时代档案”展览海报。

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昌岗校区的2号展厅里，一张泛黄的入学档案静静陈列。表格上“姚馥”两个字笔画清秀，照片里的少女眼神明亮——这是1928年考入国立艺术院雕塑系的17岁浙江姑娘。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后来改名“夏朋”的青年，会成为中国革命美术史上的烈士；更鲜有人知，她与一群同龄艺术青年组成的“一八艺社”，早在近百年前就用刻刀划破了艺术的象牙塔，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写下“为人生而艺术”的滚烫宣言。

日前，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的《艺为星火:一八艺社的时代档案》，第一次系统梳理了这个中国首个左翼美术学生团体的完整轨迹。近百年后，当观众在多媒介年表前驻足，看着那些从档案中打捞的名字、辗转保存的木刻、穿越时空的信件，仿佛能听见一群青年在西湖之畔的呐喊——那声音穿过历史尘埃，依然振聋发聩。

策展人肖珊珊表示，此次展览应该算是近百年第一次做“一八艺社”团体的展览，也是第一次细致梳理“一八艺社”团体成长历程的展览。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史梳理中，该社团常被视为学校最早一批青年觉醒与共产主义思想实践的重要象征。然而，由于“一八艺社”活跃的历史时期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正值抗战前夕，时代动荡，文献和作品保存条件有限，相关历史资料，特别是美术史研究中，更存在诸多空白。该社团成员的艺术作品大多未能完整留存。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是鲁迅先生开办的木刻讲习班是新兴木刻历史的开始，而实际上“一八艺社”对于木刻的实践早于这个讲习班，甚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所以这个“一八艺社”档案式的开题更是希望通过展览实践反思部分主流历史书写的习惯，让历史书写更多地关注细节。  

从苏白堤到拱宸桥:艺术青年的现实转向  

1928年3月，西湖边的国立艺术院迎来首批学生。这所由蔡元培倡导、林风眠主持的艺术学府，最初回荡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主义。雕塑系学生姚馥爱打网球、弹琴，西画系插班生胡以撰(后改名胡一川)总带着吉他与南洋同学弹唱，他们和同期入学的陈焯堃、沈福文等青年一样，沉浸在石膏像与油彩的世界里。

转折发生在1929年冬天。在“一八艺社”的作品观摩和学术研讨会上，姚馥与胡以撰因艺术见解相识。这个由广东籍学生陈焯堃、陈耀唐等发起的社团，起初只是探讨绘画技巧的小团体，但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国难当头与文艺更新的历史交汇”——“九一八”事变的阴影渐浓，左翼思潮在青年中暗流涌动。

1930年5月21日，这群学生在西湖之畔改组社团，正式成立“一八艺社”，现在大家熟知的李可染、王肇民、沈福文、汪占非、卢鸿基等知名画家也是社团成员。肖珊珊介绍“‘一八艺社’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国学生在校内成立的、带有左翼思想的美术团体，所以是具划时代意义的学生社团。”学生们在社团宣言中写道:“要使艺术与人生成为不可互相缺少的连系”，毅然走出苏白堤，走向拱宸桥。这不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艺术立场的彻底转向——从象牙塔的唯美主义，转向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凝视。

这种转向在作品中清晰可见。展览中，胡一川的《饥民》《失业工人》以粗粝的木刻线条，刻下底层民众的佝偻身躯；陈铁耕的《武装起来》则直接喊出抗争的口号。这些作品告别了学院派的精致，用黑白对比的强烈张力，成为中国革命美术早期的精神轮廓。在这场艺术转向的背后，是一群青年在时代洪流中的思想觉醒。  

星火汇聚:左翼思潮中的青年群像  

展览以“多媒介年表”为骨架，用黑色(核心年表)、蓝色(时代背景)、紫色(英灵叙事)、绿色(胡一川回忆)四条线索，编织出立体的历史图景。在这些交错的叙事中，一个个鲜活的青年形象跃然眼前。

姚馥(夏朋)的生命轨迹是展览的主线。从档案里健康阳光的女学生，到木刻作品中关注底层劳动人民的创作者，再到三次被捕、1935年牺牲于苏州反省院的革命者，她的转变是一代青年的缩影。最动人的是她与胡一川的狱中通信，这些信件成为两位革命青年隔望相看时传递情感的纽带。策展人肖珊珊在导览中提到，夏朋女士临终前对妹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船来了吗”，多年后，家人才明白那是夏朋对恋人“川(胡一川)来了吗”的最后牵挂，让人惋惜不已。更令人唏嘘的是，当时胡一川亦身陷囹圄，对爱人战友的牺牲毫不知情。

“一八艺社”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领路人。除了我们熟知的学校艺术家和精神领袖鲁迅先生等左翼文艺大家外，还有一些不常被提及的名字。

张眺的故事则揭示了进步思想的传播路径。策展人肖珊珊在导览中介绍道，这位1929年考入国立艺术院的“大龄学生”，实为潜伏的共产党员。他创办文学社团“波泼社”，将进步理论悄然植入艺术青年的精神世界。1930年1月，因私藏一本进步书籍被搜出，他成为国立艺专首位被捕的学生。肖珊珊指出，张眺的出现让“西湖一八艺社”出现思想分裂，也让更多人意识到，艺术不能脱离时代的苦难。

肖珊珊补充道，还有从日本归来的许幸之，带着在无产阶级美术社团的实践经验，回到上海后既参与艺术教育，也积极将进步普罗美术理念传递给杭州的艺术青年，成为连接沪杭左翼美术力量的重要纽带。当然，还有那位在西湖边养病、被“一八艺社”成员们称作“日文老师”的李友邦，他实际上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杭州中心市委委员，推荐并主持胡一川、夏朋等人加入共青团、引领他们走上真正的共产主义道路。

这些“无名”引路人，恰好印证了“一八艺社”从艺术探讨到关注现实的转变，既离不开外部进步思想的引介，也源于社团内部成员的主动觉醒。 

木刻为刃:艺术介入现实的先锋实践  

展览的核心展区，同时聚焦与“一八艺社”相关的四个艺术团体(艺术运动社、西湖一八艺社、一八艺社、春地美术研究所)及其四次关键展览，揭示左翼美术如何从理念走向实践。

第一次展览:1929年艺术运动社第一届展览会，是林风眠艺术实践的重要尝试。该展意在回应“全国美展”落选现象，为被忽视的现代艺术作品提供展示平台，并彰显艺术运动社“组织现代美术运动”的主张，为学生社团树立了对抗主流的范本。

第二次展览:1930年初“西湖一八艺社”上海展览，除了展现艺术上探索的努力，更初步显露出该社团与左翼文化接触的端倪——他们邀请鲁迅推荐的左翼文学家撰写评论，在出版物中蕴含进步倾向。这一时期的思想分歧，也直接促成了“一八艺社”的正式成立。

第三次展览:“一八艺社”的关键展览——“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同样也在上海举办。该展不仅展出“一八艺社”建社之后社员们的普罗美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专研，还展出了胡一川的《饥民》《流离》和汪占非的《纪念五死者》等木刻作品。这次展览虽然不是一次木刻专展，却是我国首次有创作木刻参展的美术展览，极具划时代意义。

第四次展览:1932年，“一八艺社”成员流落上海后，与上海进步青年江丰、艾青等人组建“春地画会”，并举行更为成熟的左翼美术展览。在此展览中，中国新崛起的木刻青年作品与鲁迅收藏的德国版画并列呈现，东西方木刻艺术在此“对话”。

展品中，一套残破的《珂勒惠支选集》尤为珍贵。策展人肖珊珊在导览中介绍它的来源，“这是1936年鲁迅先生在去世前亲自监督印制的柯勒惠支画册，其中一套是许广平先生委托赠送给毛主席的，已被胡一川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而展出的这套虽然残破，但胡一川保存至今。”书页间的磨损痕迹，见证着木刻艺术如何跨越国界，成为革命思想的视觉载体。

展览特意保留了“无名者”的痕迹。在长长的成员名单后，策展团队写下“以及更多‘无名的’，却不可替代的名字”。这些未被历史铭记的青年，曾与夏朋、胡一川一起刻版、展览、游行，他们的理想同样构成了中国先锋美术的集体实践路径。正如鲁迅所言:“惟其弱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一八艺社”的青年们，曾在世纪混沌中划出锋锐光芒；而今，他们的故事如星火重燃，照亮着艺术与人生如何相连的永恒命题。

来源：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