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疯狂是他的居所”——读吉奥乔·阿甘本《荷尔德林之狂》

神圣的疯狂

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这部新作（意大利语版2021年出版，中译本2025年出版），再次让我关注西方世界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即本文标题里的“疯狂”。不过，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疯狂，而是一种罕见的“神圣的疯狂”（divine madness，或更准确地译作“属神的疯狂”）。此种“疯狂”往往落在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身上，当他们完成了最紧张的智识活动、最激烈的精神创造之后，突然被一种无可名状的“疯狂”攫住，出离凡人的日常理性世界，余生仿佛被某种高于人类理性的神力护佑着。这其中最奇特的一位，正是德意志大诗人——荷尔德林。

根据时人的记载，1802年夏，30出头的荷尔德林开始出现狂躁症状，此后数年，他的精神逐步失常，陷入“疯狂”。尽管如此，他依然创作了最后一批颂歌和哀歌，并着手翻译他最喜爱的古希腊诗人品达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这几年间，诗人的病症愈发严重，遂于1806年被送往图宾根的精神病院，但翌年即被一位好心的木匠接出病院，安置在自己的住所，位于内卡河畔的一幢塔楼里，并在那里度过余生，直至1843年去世。令人称奇的是，塔楼里的荷尔德林应一些访客的请求写下了不少短诗。

荷尔德林

围绕诗人精神错乱的原因和真实性历来众说纷纭，“荷尔德林之狂”也成为德意志乃至西方精神史上的一个谜团。阿甘本的新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发人深省的解释。由于荷尔德林在塔楼上度过了36年漫长的岁月，期间曾有不少仰慕者来访，留下了大量的回忆文字，此外还有当时的公文、亲友的书信以及荷尔德林这一时期的诗作（统称“塔楼之诗”）。通常的传记对荷尔德林的“塔楼生活”一笔带过，例如晚近的一部，由当代传记名家吕迪格·萨弗兰斯基为纪念诗人诞辰250周年推出的《荷尔德林传》（何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用了一章（第十六章）的篇幅来记述这段时期，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只有寥寥几页（见中译本第284—290页）。相比之下，阿甘本却用了全书的主体部分“编年史”，对30多年的“塔楼生活”进行逐年的记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许多“塔楼之诗”全文录写于可能的创作年份之下。当我循着“编年史”看似单调重复的进程，伴随着来访者的回忆文字，吟咏这些朴质雅素的诗篇，一再深深为之触动，宛如聆听着一首布鲁克纳交响曲徐缓而深沉的慢板乐章。我不禁思忖：写下这些“塔楼之诗”的诗人或许才真正地进入了“诗性地栖居”？而“荷尔德林之狂”恰恰是神明惠赐的护佑，正如他翻译的索福克勒斯《埃阿斯》所言：“神圣的疯狂是他的居所”？

诗性地栖居

“诗性地栖居”这个说法，来自荷尔德林的名言“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在国内早已家喻户晓，通常译作“人，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不过，“诗意”一词过于迁就中国文化的思维习惯，“诗性”才更接近荷尔德林所要表达的意思。阿甘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思考“荷尔德林之狂”的主题，借此提出他所要探讨的根本问题：人如何诗性地栖居？

何为“诗性地栖居”？首先我们要知道，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人开始便有着极强的文类意识，尤其对诗歌种类的意识。一方面，古希腊诗人开创了西方世界大多数的诗歌种类，如史诗、抒情诗里的颂歌、哀歌及牧歌、悲剧和喜剧；另一方面，古希腊哲人思索了这些诗歌种类各自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大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以及不同诗歌种类与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乃至存在方式之关系（大成于柏拉图《理想国》）。这两方面都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所继承，且被极大地深化。诗人如歌德、席勒、诺瓦利斯及荷尔德林，哲人如黑格尔、弗·施莱格尔、叔本华及尼采，对各种诗歌种类的差别、特征、相互关系、高低之分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其中最富哲学意味的问题或许是：哪些最基本的诗歌种类能够为人之存在赋予意义，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范式，史诗、悲剧还是喜剧，抑或抒情诗里的哀歌或颂歌？它们当中的哪一种能赋予人之存在最高的意义？概言之，这个问题关乎人的诗性存在。

德国格拉夫利舍公园里荷尔德林的纪念碑

荷尔德林毕生的诗歌创作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他的小说（相当于古代的史诗）、悲剧、哀歌和颂歌，每一个诗歌种类都探索着现代人的一种诗性存在的范式。他的名言“诗性地，人栖居于这片大地”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此处强调的“诗性”，不是随便哪种含糊其辞的“诗意”，而是统摄了基本的诗歌种类及其所表征的人之存在的基本范式（即史诗、悲剧、喜剧、哀歌和颂歌）。荷尔德林最终放弃了悲剧《恩培多克勒》的创作，转向宏大的哀歌和颂歌，又回到古希腊，翻译索福克勒斯和品达，随后陷入“神圣的疯狂”，而在他后半生的36年里，还写下不少“田园诗”。“田园诗”是完成了剧烈的冲突、高度紧张的诗歌创作活动之后，最终的澄明之境么？是这个为众神所离弃的世界里，人之“诗性地栖居”的最后范式么？阿甘本对“荷尔德林之狂”的思考，提出了这样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关于中译本

最后，不得不对我读到的中译本略赘数语。翻译阿甘本这部力作，理想的译者至少要掌握意大利语和德语这两门语言，即作者的母语和论述对象荷尔德林的母语。中译本封面和扉页上都赫然印出意大利语原书的标题，但只消翻阅几页，读者便会发现，中译本是从英译本（2023年）转译的。这倒也情有可原。但作者和责编都没有想到把这个事实告知读者，因为翻遍全书，找不到翻译依据的底本信息。既然译者不谙意大利语，那他至少应该略识德语吧，我想。然而不然。粗粗翻阅全书“序”的前三四十页，德语拼写错误之多令人咋舌，简直到了横冲直撞无所顾忌的地步。例如对德语元音变音符视而不见（全书俯拾皆是，如第16页、第18页、第23页注2、第24页，等等），拼写上的鲁鱼亥豕更是层出不穷（例如第34页、35页、第41页，尤其是注2，等等）。最离奇不过的错误是不识德语却硬性音译，如第23页“关于荷尔德林的《品达吕伯特拉贡》”，幸亏译者随手给出原文的好习惯挽救了读者（却也暴露了译者自己），因为括号里注明“Pindaru——应作ü，这是无视变音符的又一个例子——bertragungen”，翻一翻辞典就能知晓，übertragungen是德文“翻译、译作”的意思，这里应该译成“《品达译作》”。此外，各种错译和中文表达舛误触目即是，例如“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书”（“槛”第1页，斜体以示错误所在，下同）、“《莱因家庭之友的宝眷》”（“槛”第5页）、“好奇的谈话”（“序”第5页）、“我明天我会告诉你”（第7页）、“本雅明在海林格拉特《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第23—24页）、“如果歌德能够把《赫尔曼与多萝西娅》称为《汉堡里的田园诗》”（第41页）、“‘恩培多克勒的理性’”（第42页）。再如，第8页图5的德文字样不难辨识，明明写着“Wem sonst als Dir”，翻译过来就是“除了你还能题赠给谁”，插图说明却硬说成“刻有苏塞特·贡塔尔字样的《许帕里翁》副本”。以上所举例子，都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发现的，并没有把译文和原文对照着校读。此外各种硬伤，不一而足。可见这个中译本，无论从翻译还是编校质量来说，都已堪称劣质的样本了。

《荷尔德林之狂——寓居生活编年史》，[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蓝 江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