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下午，南京市儿童医院发生一起蹊跷的纠纷。一位孩子的家长竟然“扣住”一直资助他们的两位南京“爱心妈妈”不让走，两位“爱心妈妈”被吓坏了，立即报警求助。原来，这位家长想要孩子的住院发票，他回家后可以申请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但“爱心妈妈”认为，孩子所有住院的费用都是由南京爱心妈妈群支付，财务核销需要，不可能提供发票给家长。
记者获悉，如果家长得到发票，他的确有可能再度获得报销——这显然不合常理。也因此，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一处监管空白之地被意外揭开。
“善款报销”引发遗憾事
一场意外的纠纷
孩子家长扣住爱心妈妈不让走
前日下午5时许，南京市儿童医院急诊大厅内，1岁多的杨乐乐（化名）坐在小推车上嚎啕大哭，他的父亲杨长高赤着脚站在大厅中央，大声向围观人群控诉着什么，表情特别激动。
夏海风和孟令相两人站在大厅的电梯口前，看着杨长高，两人神情不安。夏海风脸上挂泪，大约一个小时前，这位“爱心妈妈”拨通了南京110报警电话，在电话中，她哭着告诉对方：“我被一个我们资助的孩子家长扣住了，他不让我们走！”
夏海风和孟令相都是博爱之家——南京爱心妈妈群的一员。这个南京知名的公益组织由清一色的南京爱心妈妈组成，现有成员1756人。她们每月定捐并吸纳社会善款，专门救助大病儿童。从2010年成立到现在，该群已经救助了52个孩子。
夏海风因此和杨长高结识。夏介绍，今年6月初，经江苏电视台一个记者介绍，杨长高带着宝宝找到南京爱心妈妈群求助，长相可爱的杨乐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法络四联症、无肛会阴瘘、头皮血肿等多种病症，而其家里却一贫如洗，无钱治疗。
南京爱心妈妈群决定救助，并确定夏海风和孟令相两人为“牵头妈妈”，具体负责救助杨乐乐，包括募集善款、寻找医院和治疗专家等。其后的募款活动，该群一共筹得善款9万余元。在南京爱心妈妈群的帮助下，6月16日，杨乐乐住进南京市儿童医院。其间，经几位爱心妈妈帮忙联系，院长莫绪明亲自主刀，给小孩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7月18日，杨乐乐出院回家休养。杨乐乐住院期间，所需一切费用均由南京爱心妈妈群承担。
事发当日，杨长高带着孩子从泗洪来南京市儿童医院复查。来宁之前，杨和夏、孟两位爱心妈妈说好，当天在儿童医院见面。届时，两位爱心妈妈会提供杨乐乐住院发票的复印件，用于杨长高回乡后申请低保。
夏海风让杨长高在一份协议上签字，让对方保证发票的复印件只能用于申请低保。但杨长高“突然就激动起来”，他就是不签字，也不让两位爱心妈妈离开，“今天我来了，就没打算走！”杨长高大声说。事后，杨长高对扬子晚报记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他这次来南京给小孩复查，就没打算当天走，是爱心妈妈误解了他的意思。
从来就没遭遇这种情况，夏海风说自己当场就被吓坏了。
只为可以报销的发票
原来孩子爸爸是想要住院发票去报销
很快，两位警察赶到事发现场。面对警察的询问，杨长高支支吾吾，不肯说双方发生冲突的真实原因，只是反复强调“爱心妈妈不讲信用”。
一再询问下，杨长高这才表示，他需要孩子的住院发票。“我回去可以报销”。杨告知：有了发票之后，他回到泗洪后，一方面可以“从红十字会申请到（他）献血的钱”，还能向慈善总会等单位，申请大病补助。
杨长高承认小孩住院所有费用都是南京爱心妈妈群支付，但他表示，他要这些发票是因为小孩将来治疗还需要钱，而他家里十分贫寒，没有能力给小孩继续治疗。
夏海风则给记者出示了一份有杨长高本人签字的救助申请表。在这份申请表的申请须知一栏中，第8条规定：“出院结算时，若家长自筹费用部分比例超过治疗费用总额20%，家长可以将发票带回用于报销；若其自筹比例低于20%，则发票原件需回收作为南京博爱之家财务核销用。”
该条同时规定：“如果同时申请了其他基金会、救助项目，需按照所申请基金会、救助项目的相关要求提供发票的原件或复印件。”
夏海风表示，因为治疗杨乐乐，家长一分钱没有出，所有费用全是南京爱心妈妈群承担，因此发票不能提供给杨长高，南京爱心妈妈群同样需要发票来核销。此前两人就因此发生过矛盾，但没想到冲突会闹得这么大！
为何家长自费比例超20%就可提供发票？南京爱心妈妈群负责人王婷解释，设定这项标准一方面是参照国内其他公益组织的规定——因为涉及到对公益机构的财务审计，因此国内几乎所有大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都规定，如果基金会或慈善机构所付的钱超过80%，就必须要有原始发票核销。
“另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家长自救，以免家长对爱心妈妈群产生依赖。”王婷说。
意外揭开监管空白
专家认为拿善款去报销会造成不公平
“爱心妈妈被救助对象扣在医院！”这则消息迅速在拥有一千多个成员的南京爱心妈妈群内传开，数位妈妈迅速赶往南京市儿童医院“驰援”。
“一分钱没掏给小孩治病，还想拿发票报销骗国家的钱，这怎么可能呢？”看见杨长高后，一位爱心妈妈特别气愤地说。
问题是，杨长高假如拿到发票后，他是否真能报销呢？
昨日下午，扬子晚报记者致电泗洪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该县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员，只要有住院发票、出院小结、费用清单、合作医疗证等即可获得报销，至于报销的比例则需审核。
因为所有条件都符合，换句话说，杨长高拿到发票之后的确能再获报销。
多位“爱心妈妈”也向记者证实，按照此前她们的救助实例来看，一些家长在南京获得爱心救助后，回到家乡后还能享受到国家相关救助政策。对于这样的家长，该群唯一的要求是，家长必须保证让报销的钱全部用于孩子今后的治疗，不得挪用。
有专家认为，类似的情形牵引出一个尴尬的现实：一方面家长能够获得全额的社会爱心救助；另一方面，他拿到发票之后，还有可能再享受国家保障体制的福利。这对社会上更多需要救助的对象来说，绝对不公平。
南京大学河仁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认为，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说，这是一个监管的空白地带，值得有关部门注意。
陈友华教授表示，慈善捐款毕竟非常有限，对于更多的救助对象来说，国家医保才是主体，慈善捐款作为一种补缺的角色而存在。回到杨长高的实例上，陈教授认为，家长可以拿发票去报销，但报销的钱应该返还给南京爱心妈妈群，用来帮助更多的其他需要帮助的孩子。
“他的行为相当于骗保，这在国外是可以入刑的，不仅不能报销，而且还可以取消他所有获得社会福利的资格！”南京一刘姓市民评论说，他有一位朋友在美国税务部门工作。
然而杨长高未必能意识到这些。当天晚上，在南京华侨路派出所，在民警的协调下，他和几位爱心妈妈代表坐在一起，双方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当晚7点35分，民警让爱心妈妈先离开派出所。临走时，警察叮嘱爱心妈妈以后不要和杨长高单独相处：“如果他再来找，第一时间报警！”
记者手记
爱心善款也是社会资源
接受采访时，博爱之家——南京爱心妈妈群的负责人王婷表示：杨长高一事让群内很多爱心妈妈“很受伤”，以致很多人都产生怀疑：“我们这样投入到底是为了什么？”
事实上，此事伤害的不仅仅是一群“爱心泛滥”的爱心妈妈——她们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只是因为疼爱小孩而走到了一起，以期尽自己微薄之力，能帮一个就帮一个。
它还伤害到原本就弥足珍贵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原本就是为了救助需要它的人群，小孩的病经社会爱心捐赠已经治好，后续的治疗也有保障，理应不可再挤占国家宝贵的诸如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的救助资金。
爱心捐款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它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很显然，它不专属于某个群体或者某个救助的对象。正如南京大学河仁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所说，当一个小孩的病治好了，剩余的钱就应该拿出来，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一方面获得社会救助，另一方面还可能享受政府医保，这样两边得利的尴尬，揭开我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监管空白之处。道德谴责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随着公益社会的形成，类似的实例估计将来会更多出现，因此必须要“堵漏”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