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近日，一年一度的新兵授枪仪式，在部队基层单位陆续开展。新兵授枪仪式年年都在举行，大多数基层单位是十分重视的，但也有少数基层单位认识不到其重要性，办得寒酸，有走形式的嫌疑。但无论是把仪式办到何种程度，仪式背后都有枪与兵的关系问题令人深思。
无论是新兵、老兵还是干部，枪在他们的心里都有一样的分量——神圣，而授枪仪式更是把这种神圣凸显无疑。对于“神圣”的理解，有的人心存敬畏，视为精神高地的绝对纯洁，容不得半点尘埃；有的人视若草芥，百无禁忌。笔者认为，心有“神圣”方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不会迷茫。由此，有枪的军人是幸福的，枪里面就有政治信仰问题。学者周国平曾说：“有的人相信神圣，有的人不相信，人由此而分出了高尚和卑鄙。”他也说：“不相信神圣的人，必被世上一切神圣的事情所抛弃。”笔者认为，对于军人来讲，“神圣”不是枪这一物化的具体存在，而是枪听谁指挥这其中体现的信仰问题。我们说人枪合一，更常说人在枪在，人亡枪亡，这是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完美融合，也是战士与武器精神层面上的高度吻合，更是政治信仰催生的战斗意志的一种表现。人不抛弃枪，枪不抛弃人，便如同战士和政治信仰，同生同灭，这其中自也是“神圣”之于军人蕴含的哲学道理。
橘子洲公园初建成时，长沙市政府号召市民要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她。而我们部队则是要求战士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惜武器装备。眼睛之于生命，可见一般。笔者并不是要把橘子洲公园和武器装备比个高低，而是想说，当我们把任何事物等同到生命的高度时，这件事物的重要性便不需过多的语言来阐释。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笔者把这理解成对武器的尊重与珍爱，也是对历史和传统的一种敬仰。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起，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可以说人民军队的整个发展壮大史，缺枪少弹这一窘状的延续时间不可谓不长。我们可以把这种窘状视为伤痛但不能看作耻辱，这就好比一棵树受伤的地方往往是这棵树最坚硬的地方，伤就是树的军功章。由于缺枪少弹，战争时期我们革命先辈爱护武器装备的程度自是高出于其它部队数倍，并形成优良传统得到弘扬和继承，成为我军的一笔宝贵财富。谁都不敢轻易忘记，革命先辈为了节约子弹宁肯冒更大的伤亡风险也总是把敌人放近了再打的画面；谁都不敢轻易忘记，革命先辈在战争时期脸是黝黑的，军装是陈旧的，但枪总是擦得闪闪发亮的画面；谁都不敢轻易忘记，革命先辈在牺牲前的一刻总是会毁掉自己的武器的画面。如果要给这些画面一个词汇来形容，“悲壮”似乎再合适不过了。我们总是追忆胜利的战役，因为那是振奋人心和催人奋进的，但是也请不要遗忘那些胜利中夹杂着的这些“悲壮”片段，它让我们更加坚信信仰的力量，更加感染于人性的光辉，更加珍爱手中的武器。
生命之于生命，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这第二生命对于战士来说意味着什么？生命和生命之间相互依存，是生物链条上的一环，这是自然法则。人与人更是如此，人是社会性的群居动物，离开了群体很难生存，这就是为什么《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逊离不开星期五的原因。枪对于战士，从第二生命和战士的自然生命而言，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枪是战士的武器，用好枪支发挥其杀伤性是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从第二生命和战士政治生命而言，枪听谁指挥，枪口朝向谁直接决定了战士政治生命的走向和前景。如果把第二生命、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看作是三个点，那么这三个点再怎么连线也只能是在一个平面上，要想成为立体，必须得有一个支撑点，笔者认为这个支撑点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信仰。当我们把四个点形成一个立体来看，只有政治信仰正确且坚定了，第二生命才是正义的力量，它的价值发挥才符合人民的利益需求，才能为社会发展护得一片安宁，反之这第二生命就成了荼毒生灵的凶器；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自然生命长度终有尽，但它的宽度和厚度是可以无限的，这就取决于什么样的政治信仰支配着战士的灵魂和行为；影响政治生命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品德、毅力、机遇等等，但政治信仰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政治信仰始终坚定，政治生命才能焕发出蓬勃生机。
说一千、道一万，“枪听人话，人听党话”，无论是在哪个时代，这都是枪与兵最本质的关系，我们必须始终坚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