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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西厢》以音乐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呈现张生、莺莺的爱情故事，将中国古典诗性与音乐剧歌舞叙事的文化基因融合，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艺术冒险。 |
重塑中国文化形象成为今天的时代课题，如何在具体创作实践中融合中国传统经验与世界性意识，生产出美学自洽并具有社会感染力的艺术作品，有些问题需要深入地思考。
“拿来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曾是颇受肯定的处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另一种后起却广为接受的态度和立场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两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对艺术家起到了“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但也必须承认，中西体用之争在美学上很难自洽，就像“中西合璧”的结果经常显得“不伦不类”；而创作中的“非遗”思维和“贴标签”意识，又容易流于民族文化符号的生硬堆砌，使得作品缺少真正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内涵。因此，放弃“自我”与“他者”的分别心，以一种更为宽容的立场和态度来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进而在这关系之中，以对话的方式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创作出审美自洽的文艺作品，当是更契合我们“时代课题”的选择。
近日在北京首演的原创音乐剧《摇滚西厢》，是一部“对话”性作品，从题材选择到艺术语言再到精神内涵，是一次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的尝试。
在整个人类经验的叙事谱系中，青春与现实相撞，爱情成为理想的喻体，跨越着历史文化的藩篱。《摇滚西厢》通过梳理张生、莺莺爱情故事的起源及流变，辨析《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最后完成了“中国古典青春叙事”的基本定位，也即是王实甫与金圣叹都论及的“千古之情”。张生、莺莺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人类永远的困境，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从未得到过真正的解决。于是，主人公的选择及背后的经验，便获得了讲述的价值与理解的可能。当然，这需要抵达对民族文化的深层理解，与世界文化互为观照、凝视，在表达中国经验独特性的同时，找到通向人类经验表达和理解的通道。
从艺术形式上看，《摇滚西厢》显然想成为外来艺术形式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一个样本。创作中，我们发现，音乐剧不是一双定型的“外国鞋子”，等着中国古典题材去削足适履，音乐剧本身就是一个多样的动态体系，因此主创团队没有“描红”式地去模仿国外经典音乐剧的特征，而是从题材出发，以完成舞台叙事任务、契合审美原则来架构剧本、创作音乐和设计舞蹈。例如对经典情节“莺莺听琴”的处理，音乐由古琴曲《凤求凰》起，舞台后方花月朦胧，张生抚琴，莺莺听琴，随即音乐转变，普救寺僧人对唱、合唱以及寺内众人的群舞出现在舞台前方。爱情的琴声如花香弥散，现实的压力却如影随形，歌舞增加了叙事容量，加速了剧情进展，中国古典诗性与音乐剧歌舞叙事的文化基因在此完成了转移、融合。
艺术语言的创造既得益于开阔的文化视野，也来自对艺术形式的敏感与积累，最终以艺术语言建构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内涵。《摇滚西厢》的创造力也体现在艺术语言的冒险上。在《摇滚西厢》的舞台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现代舞蹈语言，也可以看到剑舞、绸舞、高跷等中国传统艺术语言，还可以看到间离、元叙事等现代戏剧语言。《摇滚西厢》以剧为本，融合抒情摇滚、金属摇滚、古风、说唱、西方古典音乐、中国民乐、古曲、西域（中亚）音乐等诸多元素，完成了一次寻找“东方新摇滚”的艺术冒险。这样的“摇滚”，不希望是简单的音乐风格创新，而是挖掘出了大唐长安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时空在当下的建构力量。
当然，《摇滚西厢》还仅仅是向世界讲述独特的中国故事的一种尝试。要讲好中国故事，还有不少门道、经验需要总结、消化、吸收。对我来说，每一次文艺创作，都应该力争成为这个“滚雪球”动作中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