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是“一个贫穷的兔崽子”｜菲茨杰拉德去世75周年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Key Fitzgerald，1896.9.24－1940.12.21）一生为两样东西所困：一是才华，一是金钱，他都曾一度拥有，最后又全部失去。他死的时候，评论家都批评他生活腐化、自暴自弃，所以短寿，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但他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斯科特和妻子泽尔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末那一句醒世恒言：我们奋力向前，如逆水行船，而由始至终，我们都被推回到，往昔岁月。

守望天堂：人与时代的故事

by 黄昱宁

1

1919年10月的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刚刚辞掉了铁路广告公司文案的差事，鞋底里垫着硬纸板，口袋里一文不名，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中，不无幽怨地审视着自己：“我的辞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穷途末路——债务，绝望，女友悔婚，于是，我连滚带爬地回到圣保罗，去‘完成一部小说’。”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是菲茨杰拉德出生的地方。这个典型的中西部城市，“不像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倒宛如宇宙荒漠的边缘”（《了不起的盖茨比》），既牵绊着斯科特心底的隐痛，也珍存着他最后的希望。当年，面对家道中落的窘境，菲茨杰拉德是靠了亲戚的资助，才从圣保罗出发，横穿了半个美国，来到东部的纽曼预科学校的——那是富家子弟的天堂，而菲茨杰拉德，是守望着天堂的，早慧的穷孩子。

也是凭着亲戚的资助，斯科特跨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槛。在那里，他学会了优雅地演说，优雅地打马球，用一双“睫毛浓重的，介于淡紫色、灰色、冷绿色之间”的眼睛优雅地凝视女人，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女人优雅的垂青和紧随其后的优雅的回绝。吉内芙拉·金是来自芝加哥的富家千金，父亲为了阻止宝贝女儿跟穷小子厮混，忙不迭地把她嫁给了“芝加哥最显赫的单身汉”。

初恋受挫，斯科特还没来得及抚平伤口，就辍学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是参战，其实一大半美国兵压根就没上过前线。菲茨杰拉德甚至没有机会像约翰·多斯·帕索斯、达希尔·哈米特那样到救护车或者军用卡车上当司机，只是派驻在亚拉巴马州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步兵少尉而已。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认真很伤感地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战死沙场，于是抓紧时间，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完成小说《浪漫的自大者》的初稿；爱上了法官的女儿泽尔达，旋即订婚。

眼看着就要上前线，欧洲战场倒很知趣地鸣金收兵了。菲茨杰拉德宁愿战争不要结束，因为他给泽尔达精心打造的梦也随着硝烟散尽了：斯科里布纳出版社两度退稿，泽尔达痛下决心——眼前的才子或许永远都成不了作家，广告公司里的那点薪水养活不了泽尔达的胃口和野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繁华，是怎样的胃口都消化不了，怎样的野心都不嫌过分的。欢呼战争落幕、经济复苏的庆功宴似乎永无尽头，所有人都在跟着吱吱作声的旧唱片跳舞——比如《一年前你叫我宝贝》。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说不定会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跟某个“交谊会”上刚认识的姑娘结了婚。妻子也许总是在干咳，脸颊红润而透明，别样地美，然而最终他发觉，她得的是肺结核。二十年代，就连流行病也是不失美感的。

所谓“交谊会”，大体上的概念，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喝杜松子鸡尾酒，互相调情，跟着留声机或收音机跳舞，议论不在场的朋友。

纽约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作家、艺术家们的聚居地，时髦的原产地和批发中心。新一轮的时髦是颓废。舰队司令饭店里每天都聚集着那么多年轻人，喝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酒。半夜以后，舞厅里到处都有小骚动——总有人被警察扔出大门；四个警察合起来才有把握对付一个醉鬼，时不时地，还会留下一大把沾着血迹的黄头发。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金·奥立弗、比克斯·贝德贝克带着他们的小号、爵士鼓、萨克斯和bass voice（超级男低音）姗姗而来，微醉着，摇摆着，亢奋着，沉沦着。爵士乐像一把玄妙的锉刀，看着鲁钝，内里却藏着所向披靡的锋刃，应声处，古老的音乐所既有的类似哥特式镂花栅栏的体系或化为齑粉，或拦腰截断——情绪是导引，即兴是主宰，就连碎片的拼接也不遵循章法，把它们全都搅和到一处，好比囫囵灌进调鸡尾酒的器皿里，只跟着节奏，上下翻飞。这节奏，也全凭着调酒师的兴致，没个准调，一次有一次的谱。

这样的音乐催化了不少奇出怪样的交谊舞，那种叫kickaboo的，不过就是把一些最简单的招手、踢腿的动作组合起来，不见得有多少美感，但一招一式都搞得很夸张。大多数新舞步的寿命都不长。今天还是“浆果”（the berries，相当于中文里的“香饽饽”），明天就变质，跟“两步”一样成了落脚货。

只有查尔斯顿舞扛得住时间的考验。这种黑人舞蹈，既有简单文雅、彬彬有礼的基本舞步垫底，又在其演进过程中不断添加轻松适意的小动作——摇摆，提足，还有最出名的“hands on knees crossover”（用中文说就麻烦了：半蹲，双手交叉及膝，不停变换手的位置）。

这一支舞，直把整个二十年代跳得昏天黑地，冷热不知。虽然它起源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照样长途跋涉流传到北方——那里的人们干脆在冰天雪地里赤身起舞，一酷到底。

光影交织、歌舞蹁跹中，百老汇空前繁荣。后台的更衣室里，总有成排的妆浓得分不清你我的舞女跷起大腿，小心翼翼地套上玻璃丝袜。大幕即将拉开。她们每个晚上的使命，便是油光鲜亮地蹦到舞台上，绷直大腿，抬到最高处，一个个都像充足了电的样子。门外黄牛肆虐，他们都晓得，百老汇永远不会缺等退票的人。

自然更少不了好莱坞的排场。Talkie（有声片）初试啼声，默片时代虽近末路，却是“夕阳无限好”的架势。卓别林，嘉宝，华伦天奴，巴斯特·基顿，劳拉哈代，弗莱德与阿黛尔，把大银幕点缀得星汉灿烂。那时的演员，表情与动作更夸张，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生活的，荒唐的实质。

2

火车，邮轮，飞机，飞艇（直到三十年代R101空难以后才渐渐绝迹），各色行头，二十年代的美国和欧洲一样都不缺。长途旅行早已不再是一桩苦役，只要口袋里有钱，你尽可以坐上火车的豪华包厢和装有电影放映系统的客机。

发展最快的当然是汽车。亨利·福特的汽车装配线上流动着黑色的速度之梦——“只要它是黑色的，人们就可以替它‘染’上任何色彩。”福特微笑着说。在二十年代早期，他的流水线已经可以日产汽车4000辆，每辆价格从950美元降到290美元，大多数美国人都负担得起。和克莱斯勒、梅赛德斯这样历史悠久的欧洲品牌比起来，福特胜在高效务实，那份黑黝黝的亲和力确实为它笼上了一层五彩的光环。

仅仅在美国，汽车工业每年就直接间接地为37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随着公路网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城市和乡村之间，至少表层意义上的界限正在模糊、消解。人们愈来愈习惯于以一种流动的方式生活，获得流动的快感：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一座城市迁徙到另一座，可以在跟一个情人缠绵之后，飞车去赶另一个的幽会——弗洛伊德的理论深入人心，有一个以上的情人已经成了既时尚，又利于身心健康的事。

汽车，速度，性，女人。

摩登时代的女人，天生就洞悉扮靓的要诀。大街上的橱窗都成了双面镜，用眼角的余光，就可以比照着模特揣度一番自己的身材。那时的女人并不是一味的瘦，线条要浑圆的才好，现时走红的“骨感”之美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

在一个彻底作别了紧身胸衣的时代，路子愈是狂野的时装，就愈是绝艳无双。硕大的牛津裤（比七十年代的喇叭裤还要宽），肥肥厚厚的毛皮大衣，腰线低及臀部的连身裙，都是不可思议地集散漫与雅致于一身的极品。布面高帮鞋套的接缝钉上一排铜钮扣，套裙里面的衬衫打上领带，紧紧扣在脑袋上的钟形呢帽把眉形遮去大半，帽檐系上宽带、别上布花，这是当时典型的职业妇女的装束，也算持重，却暗藏了叛逆的心机。

倒是晚装的变化，鲜有颠覆性的手笔。裙边（hemline）高了几分，背线（backline）低了少许，而颈线（neckline）依然开得很高，坚守着最后的矜持。再配上二十年代特有的单片眼镜，头上裹好镶金边的纱巾，女人的步态和眼神不自觉地就会勾魂摄魄起来——所谓的“烟视媚行”，是要靠灵光四溢的配饰来点化的。

泽尔达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喜欢戴古怪的帽子，不惜把一头深金色的、像电影胶片一般规则拳曲的头发遮得严严实实；喜欢穿一身灰松鼠皮大衣；喜欢点起一支烟来，看着它燃烧。她的身材并不好，稍矮，略胖，但丰盈得恰到好处，线条也是绷得笔直、积蓄着弹性势能的。她笑的时候腮边的酒窝很深，可她不喜欢笑——于是，她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往往是极薄的、像是用碎冰锥凿过的嘴唇和那双清澈而平静、不掺一丝笑意的眼睛。海明威说，那是一双鹰一般的眼睛。

斯科特的一生都逃不开这双眼睛。他用自己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赚来的30美元稿费，为泽尔达买了一把洋红色羽毛扇。当他的朋友们都在安心等待与某个“理智的”姑娘约会时，他却“爱上的是一团飓风，我只有拼命旋转，才能把它从脑中驱走，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涓涓流淌的分币和徐徐滑行的角子，那是为穷人常奏不息的八音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飓风把斯科特抛回了圣保罗。他在那里把《浪漫的自大者》改成了《人间天堂》，第三次寄到出版社，然后找了一份替人修理汽车顶篷的工作。此后的故事就入了绝处逢生、苦尽甘来的俗套：你完全可以想像，满身油污的斯科特，是如何接到出版社的好消息，如何偿清债务，又是如何赢回了泽尔达的芳心。

小说只卖了一周，销量就跳过了两万。

斯科特只用了三天，就娶到了泽尔达。

菲茨杰拉德夫妇的生活水准线，比美国的经济指数蹿升得更快、更坚决。他们懂得用怎样的方式优雅地、别致地花钱，所以常有机会上报纸的文娱版。整个20年代，为了让钱来得更利索，斯科特一共为杂志赶写了160个短篇，每年有25000美元的进账（当时教师的年均收入不过1299美元），虽疲于奔命，仍入不敷出。

即便如此，杰作还是在天才手中诞生了。1925年，海明威在巴黎第一次见到斯科特，就听到他喋喋不休地推荐自己的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像等着老师打分的孩子，徒劳地掩饰着自己的骄傲。

然而，这实在是一张值得骄傲的成绩单。盛宴、美酒、狂舞、快车，贫穷与富有，爱情与谎言，遽然发迹与颓然陨落，覆水难收的现实与无可救药的浪漫……不到十万字的篇幅里堆积了那么多符号式的内容，却铺排得错落有致——那条时间的河，就从故事与符号的荆棘丛中穿过，无可挽回的流逝感，闪烁在书页的皱褶间，荧然不灭。

书里，盖茨比守望着海那边的一盏绿灯——那是黛西住的地方，孤独，却充满希望。

书外，菲茨杰拉德怀着对有闲阶级毕生的艳羡与敌意，守望着富人的天堂。他的一半趴在富人的窗台上，窥视豪宅里的浮华笙歌，冷静而清醒地计算着这样的排场要花多少钱，钱又从哪里来；另一半却在宅子里与客人们交杯换盏，不醉不归……两种角色，他演得一般尽职，同样出色。

泽尔达似乎并不希望斯科特再写出类似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叫好不叫座的小说。每当斯科特即将进入创作状态，她便用鹰一样的眼睛逼视他，催促他乘上他们那辆拆去顶篷的雷诺小轿车（因为泽尔达不喜欢顶篷）去赶一场接一场的舞会。

斯科特开始酗酒，醉得愈沉，下笔时却反而愈清醒——只可惜他能够下笔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在灵魂的真正暗夜里，他写道，日复一日，永远是深夜三点钟。

3

酒，是天使，也是魔鬼——不惟斯科特，似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在自己与酒之间，打了一个又爱又恨的死结。

早在1917年，在新教徒的鼓噪下，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禁酒法案》。1920年，禁酒运动领导人之一布赖恩已经宣布，“酒像奴隶制一样完蛋了，再也不会有人造酒、卖酒、送酒或用任何东西在地上、地下或空中运酒了。”

不到半年，公众就后悔不迭，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拯救人类，就得放弃喝香槟的权利。于是，人们开始随意破戒喝酒，州政府则对中央阳奉阴违。秘密酒店代替了公开酒馆，妇女饮酒人数大大增加，贩私酒成了最赚钱的朝阳产业——进而是敲诈、抢劫、治安紊乱、黑帮组织肆虐，好莱坞枪战片的题材越来越光怪陆离、惊心动魄。

总之，酒是禁不成了。既然胡佛总统死要面子，不愿废止已如一纸空文的禁酒法，人们便在被禁制的快感中变本加厉地花天酒地，法律的权威一路狂泻到跌停板，生活形同一场充满嘲讽、奔放不羁的冒险。

这股暗流始终若隐若现地潜在二十年代的昏暗的中心隧道里。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伟大的禁酒运动”才宣告结束。

相形之下，抽烟在当时，倒是没有受到过一点非议的。烟是时尚的一部分。入夜，棕榈海滩的泳客湿漉漉地跑上岸来，身上瑟瑟发抖，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火光微闪处，香烟映成一摊摊光圈，于是，这个海滨之夜便完满了。

其时，游泳已经成了全美国全欧洲最受欢迎的休闲运动。定期到海滨度假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短期内就被所有的中产阶级欣然接受。交通网的日益发达，政府的竭力鼓吹，使得美国的棕榈海滩、圣巴巴拉，法国的戛纳、多维尔人满为患。游泳俱乐部和跳水俱乐部的成员敢在任何恶劣的天气里劈波斩浪，而且，其中女性的比例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人们在游艇上、沙滩上消夏，晒太阳（彼时普遍缺乏有关皮肤癌的知识），健身，在太阳伞下看书，做生意，搞社交，咸一句淡一句地调情。

法国里维埃拉的海滩是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经常去度假的地方。这里的开销要比美国小，靠斯科特的收入还够抵挡一阵。再说，还会有什么所在能比这里更适合他们赏心怡情的呢——“清晨，远处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城堡及法意边界、绛紫色的阿尔卑斯山倒映在水面上，在清澈的浅滩，随着海生植物摇曳出的圈圈细浪微微颤动……”（《夜色温柔》）从大学时代起，斯科特便是各类运动的行家。很难想象，俊美得几乎有些女性化的斯科特，居然擅长橄榄球，并且早在预科学校里，已经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关于橄榄球的诗。

到了海边，跳水便成了斯科特的强项。文学记者伯顿·拉斯科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各个作家所擅长之绝技的八卦文章，盛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会跳水，有时能从极高处跳进一个里面仅仅部分注满水的浴缸”。无从考证这里究竟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但读后多少有一些横竖不是滋味的感觉。或者，那时的斯科特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更接近于一个机敏而无奈的小丑？

至少泽尔达是经常把他当小丑来看待的。斯科特曾经羞怯而认真地向海明威请教生理问题，因为泽尔达讥笑他“这样的男人生来就不能博得任何一个女人的欢心，这是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

泽尔达很快就跟一个“尺寸更大”的法国海军水上飞行员打得火热——斯科特难以承受这份耻辱，但他更难以承受与泽尔达一刀两断、永无牵连的可能性。当受虐式的爱已经磨成了一种习惯，他便唯有选择等待。

等来的是更残酷的事实：泽尔达疯了，彻底疯了。在此之前，这位社交明星在百无聊赖中迷上了芭蕾（此时伊莎朵拉·邓肯正红得发紫），并且终于在高速旋转中，永远地迷失了方向。

跟泽尔达同桌进餐，海明威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注视她的脸，看出她的心思不时地离开饭桌而去到某夜的舞会，接着又像一只猫似地茫然从盛宴回来，那欢快的神情沿着她嘴唇细细的纹路展现出来，然后消失。海明威深深地懂得这种微笑，这就意味着，泽尔达知道，斯科特再也不能握笔写作了。

1930年4月，泽尔达的精神状况与全球的经济气候一样，锁进了漫漫寒冬。

4

斯科特与女儿

高潮已过，而后的情节，倒像是例行公事一般，沿着既定的轨道径直往前去——方向是直是弯，速度是快是慢，反倒无关紧要了。

泽尔达忙着在精神病院与疗养院之间穿梭，瑞士的，法国的，美国的。在医院里，泽尔达身上的某些早已休眠的艺术细胞倒似乎被激活了，她开始写自传体小说——虽然付梓以后成了评论家的笑柄和销售商的噩梦；开始学画画，画技至少要比写作出色。

斯科特终于又可以静下心来写长篇了。他仿佛在一间摆满了日历和挂钟的房间里写作，四面的墙上爬满了记忆的水珠，怏怏地哭泣。斯科特只有写，不停地写，才能让这种无望的流逝感暂时从头脑里倾泻到稿纸十。1934年，《夜色温柔》问世，书里的男主人公像斯科特一样，被他富有的、精神错乱的妻子耗尽了青春和爱，回首向来萧瑟处，竟已无欲无求了。

《夜色温柔》在当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近来却有咸鱼翻生的趋势，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同被列入了Modern Library选出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100部英语小说），斯科特依旧债台高筑。为了在大萧条时期筹足给泽尔达治病和供养女儿斯科迪的费用，斯科特又回到了与他若即若离的好莱坞（此前，他先后为好莱坞写过几个剧本，均成绩平平），米高梅公司对这位过气作家颇为慷慨，一出手就是周薪1000美元。斯科特以剧本《三个伙伴》投桃报李，票房飙红，周薪亦随之涨到1250美元。

经济略显宽裕之后，斯科特又开始构架他的小说。他要为他在好莱坞的生活做一番注解，更想为那个已经远去、却清晰得恍如昨天的年代作一个小结——毕竟，把二十年代唤作“爵士时代”，正是斯科特的专利。

小说题为《末代大亨的情缘》。写到第六章时，斯科特猝发心脏病，撒手人寰。其时，离1940年圣诞节，还有四天。

海明威说，斯科特的才能，就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地自然。有那么一阵子，他对此并不比粉蝶所知更多，也不知道这图案是什么时候给擦掉或损坏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悉心了解它们的构造，于是学会了思索。然而，此时，他再也不会飞了。

泽尔达死在1948年，葬身于精神病院的一场大火里。

斯科特和泽尔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末那一句醒世恒言：

我们奋力向前，如逆水行船，而由始至终，我们都被推回到，往昔岁月。

5

历史的脚步，经常为某个神奇的时刻，怦然心动，悄然停驻。

“二〇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跟我住同一家酒店的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是个勤奋刻苦的胖子，一天到晚穿着浴袍——他的怪名字总是让我不可救药地晕头转向，搞得我拦他的车时只能像个中国人那样悄声说：‘啊，是我呀！啊，是我呀！’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踟蹰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晨或卡罗来纳的春夜，当四周静得能听见邻村的犬吠时，我也能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惊诧。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与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

——《早年成名》，菲茨杰拉德写于1931年10月

补记：

《守望天堂：人与时代的故事》是我的旧文，起初在《万象》杂志发表，后来又两次收人本人文集。在这篇随笔中，我第一次把自己对于菲茨杰拉德的理解与偏爱形诸于文，却总觉得言犹未尽。这种情结直接促成我与同仁合作，在菲氏逝世七十周年之际，策划出版了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菲茨杰拉德文集（共九卷），并且翻译了其自传性随笔《崩溃》中的部分章节。在我看来，想要真正读懂菲茨杰拉德的其人其文，《崩溃》是“最后却并非最不重要”的那块拼图——好比被一面镜子折射着，他那超乎寻常的敏感、华美和自恋，以及他背后那个同样敏感、华美和自恋的时代，都闪耀着教人无法忽略的光泽。重读《守望天堂》，我发觉其中对时代与人的勾勒，仍然能给读《崩溃》的读者，提供一点有用的线索，就偷懒挪来代替译后记。需要交代的是：本书除《睡与醒》之外，其他随笔均为本人翻译，其余部分（包括《睡与醒》及书信、诗歌等）则由包慧怡女士负责。原书中还有一些菲氏留下的笔记，对普通读者的意义不大，而这种特殊体例的“抗译性”倒不小，直接读原文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文献价值，因此译本中暂不收录。最后说一句并非为自己开脱的话，以“爵士时代”发言人自居的菲茨杰拉德，在创作《崩溃》时，使用了大量与当时的风物人情密切相关的符号，再加上他赖以成名的繁复结构、诡异语法，委实给两位译者制造了不少翻译难度。译者虽勉力为之，文本间仍散布着众多力不从心的痕迹，只能惴惴等待读者批判了。

本文为菲茨杰拉德 《崩溃》译后序，黄昱宁 / 包慧怡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版